高考變革30年成敗檢討:改革需思路清晰路徑對位

1977年恢復高考，給國家帶來巨變。這種喜悅僅僅持續了兩三年，之后，高考在“文革”前已經暴露的矛盾，考分單一標準選拔、片面追求升學率等等，都再次凸顯。

　　事實上，在作出恢復高考的決策時，鄧小平同時說的一句話，是“要認真研究、試驗，改進考試的內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來”，展現了站在時代前端的偉人的預見性。

　　據教育部考試中心老主任楊學為回憶，在短暫的“改進還是改革”的爭議之后，從1981年開始，教育部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現高考要繼續“改革”的字樣。

　　此后，經過幾年醞釀，以高考標準化改革為發端，中國的高考制度，進行了長達30年的探索求變。

　　在回顧這一進程的時候，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總結：和技術相關的改革，大部分比較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革往往歷經反復，走過的是比較曲折的路。

　　細節層次的高考時間調整，被普遍認為是高考更加人本的努力，標準化、網上錄取、網上閱卷，都是依托于現代科技的改革，也基本上都贏得歡聲一片。但改革一旦涉及高考次數、科目、內容、招生考試主體，爭議和反復就會比較集中。

　　廣西的“二次高考”嘗試，是一個相當典型的樣本。

　　2002年，廣西實行本、專科高考在時間和試題上的徹底分離，本科考完后再考專科。當年7月，本科高考結束后，9月，9萬多名學生投入了專科高考，其中不少是一年之內兩次高考。

　　這項旨在改變“一張試卷從北大清華考到高職高專”、給考生和學校更多選擇的分層考試改革，得到了學界高度評價，卻在實踐中遭遇阻滯。

　　2003年廣西兩會，11名政協委員提案要求取消這項改革。他們在參考了不少群眾“呼聲”后，開列了二次高考增加考生備考負擔和心理壓力等“勞民傷財”的五大罪狀。

　　2003年，“二次高考”模式調整，本、專科高考采用了套題方式，必考科目同時同題考，選考科目不同試題不同時間考；2004年再調，本、專科所有科目同時同題考，但標準分分開轉化；2005年，本、專科統考合一，使用同一分數錄取。

　　至此，廣西高考全面復辟。

　　對這次分層考試的試水，評價分歧是如此之大，直到2006年2月，一手主持了此項改革的前廣西招生考試院常務副院長唐佐明，還在專業雜志《湖北招生考試》中發表論文，論述它的成功和亮點。

　　我們試圖就此次富有戲劇性的改革試驗的動因、論證經過、決策背景、試驗效果進行采訪。相關人士卻都不愿談及。隨著今年4月唐佐明患病去世，一段距今并不遙遠的試驗真相，很可能湮沒無聞。

　　這也是很多高考研究學者遭遇的困境。為什么這樣改，怎么論證的，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幾位專以高考改革為研究方向的學者，都表示，信息公開不夠，一些高考改革措施的由來、決策經過，都無從考察。

　　尤其是那些從終點回到原點的改革嘗試，因為被認為“失敗”，有關人士更加諱莫如深。雖然，往往更具價值的，是這些關于“失敗”的總結。

　　唐佐明在論文中稍稍提及了一點廣西二次高考的論證經過。他說，從2000年起，廣西曾派出4個調研組，先后召開有大中學教師、中學生、家長和教研人員參加的座談會31次，與會者600余人。

　　據此，二次高考方案應該是在相當的民意基礎上出臺的。

　　但是，參加了考前專題研討會的南寧市某中學校長李運芳（應要求化名）卻表示，“其實，中學校長們大多不贊成這樣的改革”。

　　這不免讓人懷疑此項改革決策過程中，有多少來自行政的推力。

　　后來的實踐也證明，二次高考遭遇中學和大學的共同抵制。

　　“一次高考足以分出高下，二次高考真是折騰人啊。”李運芳認為，每次高考對學生的心理、身體都是一次極大的考驗，一次高考就已經接近極限，還要再來一次，十幾歲的孩子不堪重負。而考完本科，老師還要繼續輔導參加第二次考試的學生，是雙倍壓力。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張耀萍博士則從高校的角度分析了二次高考不順利的另一個原因，“學校的利益沒有得到充分考慮”。從學生角度，誰不想先試本科呢。分層考試，堵住了部分專科院校“撿漏”到一些高分考生的可能性。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博弈。而高考改革的每一步，因為涉及學生、家長、中學、大學，幾乎扯動社會神經末梢的每個家庭，而更具風險性。能不能兼顧多方利益的最大值，可能直接決定改革的成敗機會。

　　上海市教育考試院李立峰博士作高考科目改革研究。一直讓他“很奇怪”的是，雖然說到底，高考是為高校選拔人才，但高校反而不那么注重高考科目改革。中學更關心科目改革對教學帶來的沖擊和壓力。博弈的結果，是動力更強的中學在主導高考科目的改革。

　　2004年鋪開的分省命題，就因為除了命題權變了，在各省的招生計劃沒變，不影響考生上學機會，原有利益格局不變，而推行順利。

　　前廣西招生考試院院長楊偉嘉在解釋二次高考的政策調整時曾表示，每次對高考政策的調整，都是由目前全國高考改革的形勢和廣西廣大考生及有關部門的愿望和呼聲促成的。

　　在二次高考的廢除中，廣西的政協委員，也確實顯示了力量。

　　這是掌握話語權的精英階層對高考改革施加影響的案例之一。這種影響力，正在越來越多地體現在各種、各地的高考改革試驗中。

　　學界普遍認可，1999年起，高考改革試驗進入頻密期。南方某省，高考形式5年4變，各具地方特色的求新求異，如雜花生樹，繽紛滿目。

　　許多試驗，就是由民間呼聲構成的社會大眾的力量在推動。正向的推動足夠多，帶來的問題則是，“呼聲”常常只代表某一個利益階層的愿望，它不太可能有完整的系統性考慮，在“呼聲”推動下的改革，比較容易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式的，決策偶然，上馬倉促，轟轟烈烈推出，撐不了幾年，悄無聲息結束。

　　廣西的二次高考，和北京、安徽等地流產的春季高考，都在系統性配套上，栽了跟頭。2002年高考方案中，廣西本科的X科目設置了12個科目組，和全國其他地區差異極大，以至于高校自己都鬧不清楚，設置選考科目有相當大的隨意性；春考，面對的，也是高校內部管理體制未做好配套準備，對增加一次招生帶來的學籍管理、教學和學生管理、就業等問題未能很好解決的現實。

　　全社會急切地想找出一種更好的更公平更科學更完備的高考方案，導致了頻度過密的實驗，也影響了改革的連貫性和效果的持續性。

　　一線的中學校長李運芳就呼吁，教育是有傳承性的，“不要動不動就創新”。

　　2007年兩會，已有代表委員提出，高考重大改革，應該提前3年公布，不能讓考生和家長無所適從。

　　復旦大學副校長蔡達峰分析說，人們對高考的期待，有復雜化趨勢。既要檢驗中學教學，又要為大學選材，一種制度滿足不同功用，就要不斷補充，結果會越來越糾結成團。

　　很多看上去是高考的問題，實際并不在于高考，也無法通過高考改革解決。

　　劉海峰表示，想通過減少高考科目，來減輕中學生負擔是不可能的。如同七項全能和跑單項百米的運動員，都會以體力的極限一搏。

　　楊學為表達了相近的意思，高考壓力的根源在競爭，競爭的根源在巨大的社會差別，高考改革解決不了減負問題。

　　高考改革，不是考試本身，甚至也不只是教育問題，而是社會改革的系統工程中的一環。

　　當中國高考改革走入亂花漸欲迷人眼的階段時，對改革的目標和方位，進行清晰的定位，也許是當下最需要做的事。

　　對國家和考生來說，需要的是思路清晰、目標和路徑對位的改革，而不是為了改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