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合同法若“暫緩執行”就是改革的倒退

2009年的春天特別寒冷。世界金融危機波及中國的許多地區，東南沿海地區外貿出口企業關門倒閉，不少外出務工人員不得不提前返回家鄉。針對這種情況，東南沿海地區一些政府官員公開提出，希望暫緩執行《勞動合同法》，減輕企業的壓力，確保當地經濟增長速度不會降低。與此相對應的是，一些黨政部門出臺政策，要求司法機關在辦理企業和企業家違法犯罪案件時，充分考慮到企業的經營需要，盡量不對企業家采取強制措施，從而確保企業正常運營。

　　從表面上來看，這些地區的黨政官員為了刺激經濟，對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一視同仁，要求當地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放寬執法的尺度。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些黨政官員在勞動者身上使用的是“減法”，減少他們法定的權利；而對企業和企業家使用的則是“加法”，在查處違法犯罪案件時，盡量不采取強制措施，從而使企業家逃避法律的制裁。

　　法律是社會各界反復博弈的產物。我們不能否認，在現存的法律體系中，確實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如果立法機關沒有啟動法定程序修改或者廢除法律，那么，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要求暫停執行或者變通執行現行的法律。否則，法律就會成為橡皮泥團，任人隨意揉搓。

　　衡量一個國家是不是法治國家，不能僅僅考察這個國家是否頒布了法律文件，而應該考慮這個國家的執政者是否嚴格依法辦事。如果法律不被遵守，那么，即使有非常完善的法律體系，這個國家也不能稱其為法治國家。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困難時期，不同群體應當共赴時艱。假如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為了發展經濟，對資本的擁有者網開一面，限制或者剝奪勞動者行使法律上規定的權利，那么，法律的尊嚴就會蕩然無存，在經濟的發展中就會不斷產生尖銳矛盾。

　　中國的改革不僅僅是社會財富的增加，中國的改革是一種發端于生產關系，影響到生產力和上層建筑的全面性改革。在改革的初期階段，落后的社會生產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為了創造更多的財富，決策者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希望在很短的時間里，極大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當改革進入第二個階段，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成為整個國家面臨的突出問題。完善我國分配體制，讓每一個中國居民都能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是擺在決策者面前的首要課題。近年來，我國在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勞動合同法》、《刑法》等法律的頒布實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調整分配機制的作用。盡管這些法律還存在深層次的問題，但是，這些法律的頒布和實施，畢竟為中國未來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如果為了發展經濟，而擅自修改、變通或者暫停使用這些法律，那么，整個社會利益分配失衡的現象將會更加嚴重。

　　勞動者是社會弱勢群體。他們的法定權利得不到保護，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權利意識，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參與決策的資格。假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足夠多的勞動者代表；假如法律規定地方黨政機關決策之前，必須征求勞動者的意見，那么，一些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就不會如此放肆，損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現象就會有所減少。

　　所以，在社會利益調整的大變革時期，必須加快民主政治體制改革，逐步限制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的權力，敦促各級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嚴格依法辦事。

　　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普遍形成這樣一個軌跡：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貧富差距會不斷拉大；在調整利益分配格局的時候，弱勢群體的利益總是受到損害；在經濟發展困難時期，最先犧牲的都是弱勢群體。中國的改革能否走出自己的道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公平和效率？在經濟面臨困難的時候，優先考慮弱勢群體的利益，這已經不僅僅是衡量中國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也是判斷中國是否真正成為憲政國家的重要尺度。假如我國的改革不能實現主權在民的原則，不能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切實保護公民憲法上的基本權利，那么，改革必然會帶來越來越多的矛盾，改革的結果必然會導致社會動蕩。

　　筆者希望各級行政機關能真正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切實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也希望各級司法機關能夠秉公辦案，不要為了發展經濟，而隨意修改法律。如果沒有公正的執法和司法環境，那么，資本的擁有者就會不得安寧，勞動者就會走向極端。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