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創造就業和減貧設定政策方向

　　一、引言

　　2000--2006年間，伴隨著6．3％的年均實際GDP增長率，亞太地區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經濟增速達到世界平均增長率(3．1％)的兩倍。得益于經濟的增長，以東亞次區域國家為代表的幾個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極端貧窮人口已有所減少。但是，這一地區的失業率卻從1996年的4．2％上升到了2006年的4．7％。

　　高速增長實現了貧困率的下降，亞洲地區每天消費1美元或不到l美元的非獨居男女人數，已經從1990年的9．55億人，下降到了2004年的6．31億人，即從總人口的35％下降到了19％。全球雖然現有超過10億貧困人口，每天消費1美元或不到1美元，但其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經從24％下降至1．6％，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亞洲貧困人口數量的減少。

　　但許多亞太地區的國家仍然表示擔憂，他們認為當前的經濟發展節奏與經濟增長模式并不能創造更多的體面勞動機會，從而加速貧困率的降低并減少失業人口。盡管近年來GDP有所增長，但南亞地區國家的扶貧成果令人十分失望。而且，在過去的15年里，以東南亞地區國家為主的一些亞太地區國家所經歷的危機和經濟衰退，對其勞動力市場和貧困問題造成了長時間的影響。在亞洲這片地域廣大而經濟文化各異的區域中，經濟的增長及其對勞動力市場和貧困問題的影響也各有不同。

　　這份報告分析了就業增長、實際工資和整體經濟表現之間的雙向關系。文中指出，消費的平衡增長是地區經濟持續發展至關重要的動力，但常常容易被忽略。通過定量分析過去25年中影響亞太地區經濟增長率的各個因素可以看出，盡管出口增長相當可觀，消費仍然是促進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消費增長可以對經濟增長中的起伏做出解釋。投資與消費增長密切相關，其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另一動力。而就業水平、勞動條件，特別是實際工資是推動消費增長的關鍵因素。出口增長是緊隨其后的第三動力，在部分國家，其重要性接近投資增長。政府支出是促進增長的第四個推動因素。這種增長模式在過去的25年中一直保持著穩定，而經濟衰退的程度和持續的時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消費和投資水平的下降所造成的。同時，出口和政府支出也對經濟恢復增長以及促進消費起到了推動作用。

　　這一觀點解釋了為什么就業和工資的增加及其他勞動條件的改善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而并非增長所帶來的結果。對消費帶動的增長與一國生產能力的提高保持同步這一問題的研究，也可以使政策討論不失公允。出口和國際競爭環境日益開放是企業發展和生產率持續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出口貿易對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對于人口大國來說，出口所帶來的需求增長，在總增長中僅占一小部分比例，對于整體經濟表現而言亦是如此。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等亞太地區經濟體在過去的30年中，之所以能夠將出口增長作為經濟增長的基礎，是因為這些經濟體的國民收入主要是由美國和其他工業化國家的小部分進口需求構成的。然而，對于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亞太地區的人口大國來說，出口在總需求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比例。對于這些國家，持續的出口需求增長雖然十分重要，但仍不足以成為其經濟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消費將成為2l世紀亞太地區經濟增長，乃至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它將依賴生產性就業的發展和體面勞動機會的創造，從而提高男性和女性勞動者的購買力。

　　因此，這份報告描述了消費--就業--工資作為增長動方的經濟可持續性。它指出了生產率的提高(用優質產品和服務滿足逐漸擴大的市場的經濟能力)與工資及勞動條件的改善(大量人口消費能力的提高，特別是剛脫貧的人口)之間的互動關系。本文還研究了消費---就業---工資路線，很容易受到經濟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沖擊。本文提到，亞太地區積極和穩定的增加了體面勞動的機會，提高了實際工資，社會經濟也得到發展。此外還需要有社會保護制度，來維持無法勞動的人群的購買力，以及那些不能從其工資中賺取足夠的收入，并從危機和衰退中復蘇。

　　因此，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框架不僅對公平合理的安置人力資源至關重要，對就業、工資、消費和投資的持續增長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開放市場的經濟體發展所依靠的各項相互聯系的要素要想保持平衡，就需要有良好的公開信息和分析，用適當的政策工具支持的負責任的公共管理機構，以及有效運行的三方對話機制等。

　　二、亞太地區的增長、就業、體面勞動和減貧

　　整體增長迅猛，生產率逐漸提高，結構性變化加快，但地區內差異顯著從20世紀90年代起，亞太地區經濟就表現出了迅猛的增長態勢，并在2000至2006年間，保持著高達6．3％的年平均增長率。但是地區內存在較大的差異：東亞地區以8．6％的年增長率引領區域經濟增長，南亞地區緊隨其后，年增長率為6．4％，而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年增長率為5．5％。東亞地區，中國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著高增長。與此相反的是，盡管最終大多數東南亞地區國家的經濟有所反彈，但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遭受了嚴重的經濟危機。近年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加快，但許多南亞國家和大多數太平洋島國的經濟卻遭受了長期停滯，甚至創下了新的紀錄。

　　區域經濟增長以生產率的高速增長和結構性轉變為基礎。1996至2006年間，該區域內生產率提高了45％。2002至2006年間，工業產出年均增長7％，服務產業增長略低，為6％，農業增長相對遲緩，為4％。除了將農業增長作為主導動力的太平洋島國以外，工業增長在次區域內的各國均處于主導地位。

　　在區域經濟增長中，被視為總體經濟附加值中一部分的服務部門，從1990年占總增長的45％，上升到2004年的48％。工業增長緊隨其后，從過去的29％，提高到34％，農業部門所占比例則從26％下降到18％。

　　經濟增長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但仍然不夠盡管產出增長與就業增長之間存在著不斷變化的關系，高增長國家的就業機會仍保持快節奏的增長。然而，求職者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從絕對數量來說，在1996至2006年間，亞太地區的勞動力增長了2．655億，但這些區域的國家只能提供2．45億個新職位。這導致區域失業率從1996年的4．2％上升到2006年的4．7％。擁有最高的GDP增長率且占區域勞動力總數的45％的東立國家，其原本較低的失業率從3．8％下降到3．6％，表現出一種微弱的降低趨勢。然而，南亞各國較低的GDP增長率，導致其失業率的從4．9％上升到5．4％。在1996至2006年間，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的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及次區域，其失業率從3．7％急劇上升至6．2％。

　　婦女失業率和青年失業率這兩項重要指標的變化與其如出一轍。1996至2006年間，該區域內的婦女失業率從4％上升值4．7％，其中東亞地區失業率略有下降，但其他次區域的失業率紛紛上升。在同一時期內，由于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國家的失業率從9．6％上升到16．5％，導致青年失業率從9％上升至10．2％。

　　總體來說，在過去的10年間，東亞地區國家通過創造7620萬就業，降低了其失業率。實際上，南亞地區國家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達12040萬。但由于其勞動力數量增長迅速，增加的就業崗位無法阻止失業率的上升。

　　亞洲貧困人口的比例已降低，但總數量仍較高

　　亞太地區所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增加就業，更重要的是通過創造體面勞動機會來改善工作質量。2006年，該區域內超過半數的勞動者仍未能逾越每日消費2美元的貧困線。這個數值已經從1996年的69％有所下降。但是，1993年至2001年的增長收益分布報告顯示，貧困人群消費越多，上層中等收入人群就能獲得更多的收入，這一問題在中國尤為突出。

　　貧困勞動者面臨著缺乏更好就業機會和無法獲得社會保護等問題，他們通常無法選擇，只能從事困難的，沒有安全保障的，非生產性的以及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數人在農村地區從事低生產率的農業工作，或者在城市非正規經濟領域工作，這一部分占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非農人口就業的65％。

　　增長導致極端貧困的發生率不斷下降。該區域內日均消費1美元的貧困勞動者數量，從1996年的4．57億人降至2006年的3．08億人。東亞地區國家的高增長使得貧困勞動者的比例減半，從19．5％到9．5％。南亞地區國家相對較低的增長將貧困勞動者比例減少了1／3，從54．7％到32．1％。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國家的較低的貧困勞動者比例從22．1％下降至13．6％。

　　許多貧困勞動者在非正規經濟企業工作。由于數據嚴重不足，對于非正規就業中增長的影響評估十分困難。在南亞地區的國家中，只有巴基斯坦擁有可用的時間序列數據。這些數據表明，盡管其在20世紀90年代增長一直較低，城市非正規經濟的規模還是從1992年的67％縮減至1997年的61％。在東南亞地區的國家中，只有泰國和印度尼西亞擁有可用的時間序列數據。20世紀90年代間，泰國的非正規經濟規模從82％縮減至7l％，而印度尼西亞的非正規經濟規模從1995年的34％上升至2000年的39％，也許這正反映了亞洲金融危機對于泰國產生的巨大且持久的沖擊。

　　評估非正規就業趨勢的一項可選方案是跟蹤自雇和家庭中勞動者在總體就業人數中的比例。在勞動力調查中，大多數的但并非所有非正規經濟體中的勞動者很可能被歸為此類。一些自雇勞動者和家庭勞動者是屬于正規經營的。不過，非正規經濟規模的研究可以作為趨勢的指示器。本地區自雇勞動者和家庭勞動者從1996年的67．2％下降到2006年的61．9％。

　　貧困人口轉移進入城市并放棄務農

　　1996至2006年間，農業就業總人口減少了600萬，而工業和服務業就業人口分別增加了9200萬和1．59億。農業就業人口數量不斷下降的同時，工業就業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而服務業就業水平更高。與已制定的發展過程理論的期望相反，大多數亞太地區國家正在目睹著從低生產率的農業生產向服務性就業的轉換。然而工業就業的增長不是十分充分和穩定，這可能包含兩重潛在因素：制造業所引進的技術有可能無法帶來充足的工業崗位，服務行業產值的大量增長有可能來自于非正規經濟體的小規模貿易。

　　行業就業彈性表明了在單一行業內產出和就業增長關系，它反映出一種結構性就業趨勢。在南亞，它并不顯著，不過在東亞、東南亞和太平洋次區域卻表現出從農業和工業就業到服務引導型就業的飛快的轉變。

　　亞洲是否能找到新的發展戰略以創造更多體面勞動機會并更快消除貧困?

　　亞太地區在經濟增長和消除極端貧困方面已處于領先地位。然而，與勞動力持續迅猛增長相伴的令人擔憂的大量年輕失業人口和農村、城市貧民讓人不禁仍然懷疑消除貧困和創造體面工作的步伐是否還能加快。一些東亞國家在保持高經濟增長的同時顯著消除貧困，而另一些東南亞國家則經歷危機和經濟衰退，一些南亞國家和太平洋島國陷于長期經濟停滯。當務之急是要使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能保持經濟增長的勢頭并避免阻礙扶貧成果的突發事件，同時使經濟發展緩慢的國家脫離長期經濟停滯。然而，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是否能通過增加體面工作機會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并更快的消除貧困?

　　本報告基于對宏觀經濟增長動力的評估，認為這些政策是可行的，并提出生產性就業和體面勞動對于促進消費穩定增長非常重要，繼而刺激投資和政府支出的增長。出口和經濟開放程度對于技術轉移和創新至關重要，并能成為經濟增長的必要推動力。然而，可持續性的消除貧困進程需要以改善勞動條件和提高男女工人的購買力及提高生產力作為堅實的基礎。對于亞太地區國家今后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和體面勞動將對可持續性發展至關重要。局限于財政穩定和市場自由化的政策將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會削弱該地區在過去二十年中取得的巨大發展。

　　三、本地區GDP增長的動力

　　分析增長情況時，非常重要的兩個因素是需求來源和生產能力的擴大。對本國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是來自：(1)消費；(2)投資；(3)出口；(4)政府出資；(5)減去對進口的需求，因為進口有利于其他國家的貨物和服務，減少了消費、投資、出口和政府支出。這五個類別是對所有生產產出的需求動力，對增長中需求的構成進行分析，為創建有利于可持續增長的政策環境提供了重要依據。

　　這些需求來源，即消費、投資、凈出口和政府支出的規模，分別由生產能力的若干要素決定，其中有些要素是可以量化的，并且會根據政策變化。消費需求的水平非常依賴于收入，而收入是由工資以及生產率、利潤和租金收入形成的。投資需求的水平普遍取決于累計總需求的水平、儲蓄、盈利條件以及風險環境。出口需求的水平取決于單位勞動力成本--生產率、工資、匯率及市場準入等要素。政府支出水平取決于稅收、支出需求以及現有的財政和貨幣空間。進口水平的首要決定因素是支付能力，以及關稅制度。

　　于是可以看出有4個積極的增長動力：消費、投資、出口和政府支出，以及1個消極動因，也就是進口。這些動力誘發需求，再由供給要素來滿足。沒有需求動力，供給便可能停滯。

　　利用這一框架可以估算出一個國家一個時期總產出增長的需求動力構成的相對權重。最好是對一個較長的時期進行評估，以便顯示出這些增長動力的長期穩定性。于是國際勞工組織研究了2個時期的GDP增長，分別是1980年至1990年和1990年至2004年。研究結果是依據世界銀行對該時期所作的需求解析得出，的。這樣對各國的累計增長和增長解析的研究便轉化成對消費、投資、出口、政府支出和進口增長的分析。

　　由于數據要求，無法對一些國家進行這一研究。研究中包括2組，六個南亞國家：孟加拉、印度、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尼泊爾、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七個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及地區：中國、(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很遺憾由于缺乏數據無法顯示太平洋島國的情況。此外，數據不充分的甚至還包括韓國、新加坡等發達國家。很顯然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將更多國家納入研究范圍內。不過，樣本中的國家已經代表了亞太地區92％的人口。

　　在過去25年里亞太地區消費增長是GDP增長的主要構成雪而出口是從一個較小的基數獲得騰飛

　　1980年至1990年間，南亞各國的年均GDP增長為5.0％，1990年至2004年間增長略快，為5.1％。1980年至1990年，消費增長占年均5％的GDP增長之中的3個百分點，也就是，總增長率的三分之二。在第2個時期，即1990至2004年間，消費增長構成了年均5．1％的GDP增長之中的2．9個百分點。

　　在南亞各國，排在消費之后，居第二位的主要增長動力是投資。1980年至1990年期間，投資增長占年均5％的GDP增長之中的1.4個百分點。在第二個期間，即1990至2004年，投資增長又占到年均GDP增長的1.8個百分點。

　　在南亞各國，出口是增長的第三動力。1980年至1990年期間，出口增長僅占年均5％的GDP增長之中的0.7個百分點。

　　然而，出口增長從這個小的基數飛速發展，1990至2004年，占到年均5％的GDP增長之中的1．5個百分點。

　　1980年至1990年期間，政府支出占年均5％的GDP增長之中的0．5個百分點。在后一個期間，即1990至2004年間，政府支出增長仍占年均GDP增長的0．5個百分點。

　　東亞和東南亞

　　與南亞國家相比，東亞和東南亞組的發展模式更為復雜。自1980年至1990年，東亞和東南亞組的GDP年均增長7．2％；1990至2004年間，GDP年均增長更達到7．6％。1980年至1990年期間，消費增長占年均7．2％的GDP增長之中的3．8個百分點；在第二個期間，消費增長再升至年均7．6％的GDP增長之中的3．9個百分點。

　　東亞和東南亞組的第二大增長動力不是投資而是出口。出口增長在1980至1990年期間占到年均7．2％的GDP增長之中的3．4個百分點1990至2004年期間，出口增長占到年均7．6％的CDP；增長之中的4．6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在第二個期間，即1990至2004年，出口增長超過消費增長成為首要發展動力，這顯示出亞洲金融危機在一些國家抑制了消費增長。

　　投資增長在1980至1990年期間占到年均7．2％的GDP增長之中約2．5個百分點，在第二個期間，則占到年均GDP增長之中的8．6個百分點。政府支出排在東亞和東南亞組增長動力第4位。1980至1990期間，占年均GDP增長的0，7個百分點，第二個時期占0.8個百分點。

　　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小結

　　總的來說，過去25年里，消費增長是南亞組GDP增長的主要構成；約占一半至2／3；對東亞和東南亞組來說，1980年至1990年期間情況與南亞類似，然而1990年至2004年期間，出口增長超過了消費增長。

　　這兩組國家出口增長這些年來都在加速。投資增長是南亞組的第二大GDP增長動力，約占年均GDP增長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然而在東亞和東南亞組，出口增長是1980年至1990年期間的第二大GDP增長動力和1990年至2004年期間的首要動力。政府支出構成了其余的GDP增長。

　　國別差異

　　各國的發展模式有所不同。

　　南亞

　　南亞組中的孟加拉、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體現的是消費帶動增長這一主導模式。1980年至1990年以及1990至2004年這兩個期間內，消費增長在南亞的這些國家都占到年均GDP增長的一半至四分之三，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仍然是例外。在這兩個時期內，除伊朗以外，各國的投資增長都占到了年均GDP增長的三分之一。在這兩個時期內，除伊朗以外，各國的出口增長也幾乎占到年均GDP增長的三分之一。而且出口增長速度在巴基斯坦以外的所有國家都非常快。在這兩個時期內，除伊朗以外，各國的政府支出都接近年均GDP增長的五分之一。

　　東亞和東南亞

　　東亞和東南亞組中有兩個人口大國，即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這兩個國家在兩個時期都是沿著消費帶動增長的路線發展的，當然兩國的出口增長以其較低的起點來說也經歷了迅猛增長。兩個較小的經濟體，(中國)香港和馬來西亞，在兩個時期都是沿著出口帶動增長路線發展的。而菲律賓和泰國在1980年至1990年這個時期是由消費投資帶動發展，而在1990年至2004年期間轉變為出口帶動發展。這一轉變主要是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因為這兩國在第二個時期的中后階段遭受此次危機的打擊最為嚴重。

　　在中國，消費增長是年均GDP增長的主要內容(在兩個時期都占到一半)，投資增長約占30-40％，出口增長則占25-40％。印尼也是類似的情形，在兩個時期內消費增長都占了GDP增長的大部分，約2／3至3／4，其次是投資和出口增長，幾乎占了其余全部。這兩個國家出口增長所占的份額都顯著增加，中國的投資增長所占的份額也大幅增加。在較小的兩個經濟體。即(中國)香港和馬來西亞，這兩個時期內的出口增長是其GDP增長的全部內容。

　　在菲律賓和泰國，1980年至1990年間，消費增長和其次的投資增長是GDP增長的主要動力，排在第三位的是出口增長。但在第二個時期，金融危機過后消費和投資增長受挫，出口增長的相對權重在這兩國顯著提高，并成為主要增長動力。

　　國別差異小結

　　總的說來，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在過去25年里呈現出更為復雜的增長模式，主要原因是在1990年至2004年期間這些國家遭受到危機的影響。1980年至1990年間，消費增長占(中國)香港和馬來西亞以外所有國家GDP增長的大部分。而香港和馬采西亞在兩個時期均由出口帶動發展。在第二個時期，即1990年至2004年間，消費仍然是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國GDP增長的主要動力，而泰國和菲律賓的出口增長取代走低的消費增長和投資增長成為主要的發展動力。

　　關于本地區增長動力的小結

　　這里關于本地區發展模式的分析畢竟是有限和不全面的，不過還是覆蓋了本地區超過90％的人口，顯示出消費增長是多數國家潛在GDP增長的主要構成，但一些規模較小的經濟體除外。比外，還表明這種主要的增長動力受到了金融危機的沖擊，降低了GDP增長。盡管出口等其他增長動力崛起，仍然無法彌補累計總需求的損失。

　　盡管以這種形式對增長進行分析，顯示出消費增長是推動發展主要的和長期的動力，也不應認為出口對增長的催化劑作用僅是中短期的。亞太地區龐大且不斷增加的勞動力使其變得非常具有成本優勢，此外亞太地區也已經成為成衣、紡織和基礎電子等低利潤制造業生產的一個可選地點。出口增長可以提高競爭性，不只是對有限的出口行業，對其他適銷產品也是這樣。這種競爭性是基于投資、資金運用、技術和技能水平等方面的重大變革的；出口對需求數量的影響在人口大國可能比較有限，不過對生產能力的質的飛躍有所幫助。此外還有證據顯示出口行業對就業和減貧的影響相對薄弱。

　　四、就業和工資收入在增長中的作用

　　就業和工資收入

　　消費需求占了本地區GDP增長的很大一部分，其來源主要是收入的增長，而在亞太地區，收入主要取決于就業和工資。

　　就業--工資--消費被認為是亞太地區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并不是靠其他因素推動的次要內容。舉例來說，90年代在中國，實際工資的增長不斷推動本國市場在新的增長階段發展壯大。

　　就業--工資--消費帶動發展一經出現便成為一種政策選擇，可以用來平衡政策討論，因為這種討論以往總是由"專注于出口"這種論調所主宰。20世紀后期的出口增長，恰逢美國進口需要的增長，對亞太地區經濟起了很好的作用。然而，亞太經濟體中人口最多的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崛起，使本地區的絕大多數人口融入了全球市場。這些國家的規模意味著他們不能像此前的亞洲幾小龍一樣主要依靠出口來發展。

　　全球經濟出現不平衡，特別是美國的貿易逆差、亞洲的順差還有一些產油國使目前匯率和國際金融制度變得緊張。放眼未來，亞太地區很可能需要調整其發展戰略，以面向本地區內部消費市場的放大。

　　五、使消費---就業---工資帶動增長保持可持續性的條件

　　平衡消費需求和生產能力的擴張

　　消費是投資的重要決定因素。保持消費和投資之間的平衡至關重要，但這對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卻是個艱巨的任務。危機和衰退會影響就業和工資，從而影響消費，進而投資也受到影響，因此可以看出引發下滑是代價很大且難以逆轉的。

　　從1991年至2003年，亞太地區的就業增長與GDP增長之間的關系也稱為就業彈性，顯示出在危機時期下滑的情況充斥整個經濟。99年后半期，東亞危機降低了印尼、韓國和菲律賓的就業彈性，也使泰國的就業彈性一直停留在較低水平。在更長的時間里，多數國家呈現的是增長態勢，但南亞的孟加拉、印度、伊朗和太平洋島國除外。

　　實際工資可持續增長是與生產率相關聯的。本地區生產率增長強勁，在截至2006年的10年里，增長達45％，年均增長達3．8％。制造業的工資與東亞和東南亞生產率的提高保持了一致，但在南亞國家并非如此。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的實際工資在90年代事實上下降了，不過印度和巴基斯坦最新的數據已顯示出十分有限的初步增長。農業工資，90年代在中國實際上減少了，但在南亞國家有所提高，不過在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遠低于最低工資。因此，本地區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在于如何更好地將生產率進步轉化為實際工資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累積總需求的增長。

　　工資所占份額的降低和利潤所占份額的提高引起儲蓄增長加快。儲蓄主要來自高收入群體，而其收入的大部分來自利潤，并不是消費。于是，勞動／資本份額的變化以及與此相關的家庭收入分配變化使消費--投資平衡發生了改變。高的儲蓄率，同時降低投資資本的成本，可以對消費和需求的增長產生抑制的效果，從中長期來講是投資的主要決定因素。

　　在很多發展中國家，消費取決于自雇就業者的收入，也就是農村和鄉鎮的非正規就業勞動者的收入。要提升自雇就業勞動者收入背后的低生產率需要，系列針對非正規行業經營的政策，目的在于通過提供獲取技能的機會、教育、信貸、本國和出口市場，以及法律制度來減少貧困。通過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市場準入對亞太地區的農業和漁業變得尤其重要。

　　社會和經濟可持續性：社會保護政策的作用

　　就業和實際工資增長得以持續可以大大地減少貧困。而失業增加和／或實際工資下降則會明顯增加貧困，亞洲金融危機已經使得很多國家領教了這一政策理念。

　　消費是可支配收入的一個用途。可支配收入是工資收入與轉移收入之和。因此，轉移收入是累計總消費背后的社會內容，滿足個人和家庭對社會保護的需要，特別是醫療、失業期間的收入支持，以及在工作生涯結束時領取的養老金。提供醫療服務、學校教育可以減少家庭針對花費很高的突發事件所作的危機儲蓄，使得消費增加和營養改善，從而減少貧困的發生。

　　中國和印度近年來的經驗可以被視作以收入轉移作為社會穩定器的很好例證。在中國，民政部向低于指定貧困線的城市家庭轉移發放了2200萬補助金。在印度，新建立的全國農村就業保障計劃旨在保證農村地區每戶每年不少于100天的就業機會。

　　通過三方機制和社會對話維護就業----工資----生產率----投資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消費---就業---工資的發展路線需要依靠就業和工資，及旨在減少弱勢群體的收入政策。因此，可持續發展要求就業和工資增長取得平衡，同時擴大社會保護。用這種方式觀察發展進程可以避免將就業、工資和社會保護誤看作總是相互抵觸的目標。

　　為實現一個穩定的發展進程，也就是說使主要的宏觀經濟要素保持平衡，決策者所面臨的挑戰是，在市場經濟國家對個別企業這個層面，減少就業和工資可以降低企業的成本，又不會直接造成降低對其產品的需求這種后果。已經有人對收入和累計總需求降低的后果在宏觀層次對一個中等長度時期進行了研究。

　　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這種中等長度期間的研究所需要的制度能力因此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工人、雇主和政府之間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社會對話，特別是建立在各方獲得及時和準確信息的基礎上，可以使三方社會伙伴判斷危機所在并找到適當的措施來維持就業／工資平衡，并保持消費、生產率和GDP增長。擴大社會保護范圍是針對可持續發展展開對話的另一個重要內容。一些亞太地區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強化了社會對話機制，并在很多重要問題上取得進步，例如最低工資制定和社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