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庫更應研究中國憤青

國外一些高級智庫花重金研究中國課題，如研究中國“憤怒的青年”這一現象（《環球時報》5月7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甚至表示理解中國的憤青行為，認為這一代中國青年是推動世界前進的正面力量，他們特立獨行的精神氣質，將對中國未來產生開明的影響。

　　西方智庫對中國“憤青”的積極評價雖有其局限，但這種多元視覺確實值得我們思考。為什么我們一些研究機構一提起憤青一代，就想起80后、90后的逃避、啃老、盲目的“粉絲”行為，而忽略了一代中國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的焦慮，以及對公共道德頹廢的譴責和擔憂？顯然，“憤青”并不表明他們只是奶油小生式的“被溺愛的一代”，是貪圖享受的“草莓一代”，是只會吃比薩、穿NIKE、看NBA的一代。

　　對中國憤青現象的缺乏關注和描述單一，不僅是輿論的偏執，也由于中國智庫偏離真正的“中國問題”。在本土的青年研究里，我們往往愿意無病呻吟地去研究一些所謂小資現象，去研究一些莫名其妙的“代際”現象。有時陷入空洞的愛國主義說教，有時又陷入社會學的庸俗主義里，又甚至把憤青通過網絡公開表達的觀點，誤認為一種與社會格格不入的“網吧現象”。這些誤讀，至少說明國內的智庫，還沒能真正走進中國青年的心靈和生活。

　　實際上，“憤青”也是中國青年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入研究它，鼓勵更多憤青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問題，去思考自己行為與國家行為的共鳴，同樣是我們這個社會急需的。

　　在開放的語境下，我們的輿論和智庫，更多的應該去研究“憤青”責任意識的培養和提升，研究他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而不應把這個應盡義務拱手讓給那些外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