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賞的“喬老爺”

今年七十有八的喬羽住在北京城郊。春天到了，喬老爺坐在院中看青草泛綠，柳枝低垂，眼中越來越清晰地浮現出另一幅畫面來――也是初春的郊外，一個和他一樣個子不高、胖乎乎笑瞇瞇的老頭兒，拉著一個圓頭大腦的幼童，被一處處新綠逗引著，走上前細看，卻只發現冬日殘留的枯黃。老頭兒問：“我教你的哪句詩寫的正是這個情景啊？”幼童脆生生地用同樣的山東濟寧地方口音回答：“草色遙看近卻無”。

　　年齡漸長，懷舊成了慣性，越久遠的事兒記得越清楚。這個春天喬老爺常常想念老爹。名副其實的老爹啊――64歲得了喬羽這個幼子。養家的擔子已經卸下，交給了長大成人的兒子們，老頭兒閑著也是閑著，就把一個個漢字寫在卡片上讓喬羽辨認，認完100張，就包成一包存放起來，不知不覺地就存放了30包卡片。幾歲的孩子，已經可以讀《百家姓》、《千家詩》和《四書》、《五經》，也可以給大字不識又極喜聽書的母親一遍遍地讀《紅樓夢》。白日里隨父親游山玩水，一處風景一句詩，想不起來就自己去創造；夜里睡在母親身邊，聽她唱民歌，講故事，然后在牛鬼蛇神的傳奇中迷迷糊糊地入夢。

　　當年的那個小孩兒后來到解放區讀了大學，后來又進了北京生活，名氣大了，頭發白了，謝了，但還是操著山東腔，甚至把他的地方特色搬到歌詞里去：“你也說聊齋，我也說聊齋，喜怒哀樂一時都到那心頭來。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倒比那正人君子更可愛……”

　　作曲家王立平給我講過這首歌的創作過程。喬羽在電話里把寫好的詞兒念給他聽，那股搖頭晃腦的得意勁兒，那份神閑氣定優哉游哉，旋律順著喬老爺的口音自然而然就流出來了。山東人蒲松齡，山東人喬老爺，電視劇和歌兒合起來那叫一個熨帖。

　　一個七十多歲、聲名赫赫的老人，敬重他很容易，喜歡他很難，在他面前正襟危坐聽課很容易，真正聲聲句句入耳很難。而和喬老爺交往過的人，卻很少有不喜歡他的。他有板有眼，慢條斯理地講著他的家鄉話，話里時時處處閃著那么一點機鋒，你會時而微笑時而大笑著跟了他好遠，全然忘記傾聽一位長者談話經常是件很辛苦的事。

　　來一段喬老爺的口述實錄吧，講的是他去年莫名其妙地住了醫院的事兒：

　　“哎，人家醫生說，你走路腳底下怎么有點不大穩當呢？我說我是不‘左’傾、不右傾，前傾。前傾也不行，做一個核磁共振吧。然后說我小腦梗阻，有一頭栽在那兒死了的危險。我說我死不了，一點感覺都沒有，我一天到晚在外頭玩兒。那也得住院。哈，我不住也不行。我就覺得滑稽，我昨天還在外頭胡亂跑，怎么今天成了個危重病人呢？人家說，你就算不是一頭就栽在那兒死了的話，最少最少也得弄個老年癡呆啊。最滑稽的是，人家很重視，六個頂尖的腦血管醫生，一水兒都是老頭兒，給我會診了一次。那個會診的房子坐著好幾百人哪，都是來學習的。我一進去，呵，這么莊嚴的一個地方，其他五個人不吭氣，就一個醫生問我。第一個問題就把我給問住了，說一百減去三是多少啊？我就猶豫，這一百減三是個什么意思呢？我說，我只知道一百減三應該是九十七，除了九十七，我不知道這里頭還有什么學問。哎，他說你還不算有多癡呆。緊接著問了我有一百多個問題，有一個問題是抗日戰爭是哪天結束的呀？我當然知道，我說哪一天哪一天。這個時候被他問得我已經有點興趣來了，我說，醫生，我問你一個問題可以嗎？他說，可以。我問，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哪一天打起來的呀？他說，這我還真不知道。我說你看，那是你癡呆還是我癡呆啊。這個時候底下就有點活躍(yao)(喬老爺此時面部表情得意非常，小手手心朝上，做火苗躍躍沸騰狀)。跟我進去的那個女醫生小聲說：‘你這個老頭兒太有意思，太有意思。’就這么一直地問到底，最后還是判斷我腦子有問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兒，我沒有被他們問住任何一個事兒啊。最后還是住院了。”

　　幾年沒見喬老爺了。印象里最深刻的鏡頭是一次做完訪談，我打車送喬老爺回城里的家。他下車了，我還得繼續前行，道了“再見”，車走出一段路，回頭看，他還站在那兒向我揮手。暮色很深了，我看不清他臉上的表情，卻一下子覺得這個老人對我有很多父輩的憐惜、理解和關切。那幾年我的日子是漂泊不定的，心情也時常黯淡蕭索，而這個沉沉暮色中模糊不清的向我頻頻揮手的老人的剪影，總勾起我心底一份酸酸的溫暖。

　　喬老爺喜歡去年新華出版社為他出的兩本書《喬羽文集·文章卷》和《喬羽文集·詩詞卷》。兩本不足三百頁的書，封面以淺淺的黃色作底，他自己書寫的一段文章用了淡淡的棕色暈，將他那豁達疏闊的字跡襯出一股耐人尋味的古意，他遒勁的簽名又浮雕一般突出來，讓稍顯樸素平板的封面一下子有了靈動感。翻開書來，沒有一張照片，也沒請哪個名人做吹鼓手。用他自己的話講，是“沒有車鈴，沒有燈的光屁股自行車”。不事奢華，毫不夸張，簡單、干凈、雅致、大氣，喬老爺為人為文如此，自然觸發設計者同樣的靈感。

　　據說還要接著出戲劇卷和童話卷。世人皆知喬老爺是寫歌詞的，卻不知他早年以寫劇本起家，劇本《果園姐妹》還獲過宋慶齡親自頒發的兒童文學獎。上世紀60年代，他繼續劇本的創作，《劉三姐》、《紅孩子》、《楊開慧》都有相當不錯的反響。如果不是忙于寫歌詞，說不準他會在別的領域有更大的成就呢。他坦言：“不見得”。雖然自知歌詞領域不可能有驚天動地的大成績，但老人問心無愧：“為那么幾首歌我可是傾盡了我的全力，我的全部修養、全部生活都在那里頭啦。”

　　似我輩讀了幾年托爾斯泰巴爾扎克者，常犯著自命清高的毛病，雖自知常被學歷史和哲學的小覷，面對寫歌詞的卻還是有著居高臨下之感――認為那不過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兒，如何值得這么嘔心瀝血的？

　　殊不知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原本是歌，屈原的楚辭也是歌，蘇東坡“大江東去，浪淘盡”和柳三變“楊柳岸，曉風殘月”都是供關西大漢銅琶鐵板或者十七八女孩執紅牙拍來唱的歌。誰敢說關漢卿、王實甫不是大文學家，可他們寫的首先是曲詞。到近現代，歌曲熱潮中的詞作者是田漢、光未然、塞克、戴望舒、徐志摩這樣一些文壇上流光溢彩的人物。歌曲和文學一直都是姊妹花并蒂開放，相映生輝的。只是在當代，詩歌鬧起了離婚，詩是詩，歌是歌，詩人發出些普通百姓聽不懂的囈語，任什么樣的作曲家都不能把它和旋律拉扯在一起。歌呢？不少歌詞粘著個好曲子還能聽，沒曲子，不過是順口溜而已。拯救之途在哪里？仔細讀讀喬老爺輕聲慢語的文章也許不無裨益。

　　在為《任彥芳歌詩劇集》所寫的序言中，喬老爺指出歌劇《白毛女》之所以具有開創性和經典性是因為它體現了兩個千古不變的原則：“首先它表現了一個與整個民族命運攸關的重大主題，其次，這部歌劇采用了當時人民群眾最喜見樂聞的藝術形式，真正做到了耳目一新，雅俗共賞。”

　　我們不妨套用這兩點來分析一下喬老爺的歌詞創作。

　　喬老爺是一員福將，這不僅因為他非常幸運地遇到了像劉熾、谷建芬、王立平這樣一些優秀的作曲家，更因為在他開始創作歌詞的時候，趕上的是一個蓬勃奮發的時代。這就是俄蘇歌曲那時在中國大地熱潮翻滾的原因，那些狂喜、豪邁、激情萬丈的歌與我們的情緒是一拍即合的。同時，我們那年輕的肌體和心靈也躍躍欲試急不可待地要唱出自己的歌。

　　喬老爺當時風華正茂，又在解放區明朗的天空下讀完了大學，民族的理想就是他個人的理想，民族的歡喜自豪蕩漾在他心間，“天下是我們打下來的呀”，于是他寫出了“姑娘好像花兒一樣，小伙兒心胸多寬廣。為了開辟新天地，喚醒了沉睡的高山，讓那河流改變了模樣。”(《我的祖國》)寫出了“人有那志氣永不老，你看那白發的婆婆，挺起了腰桿也像十七八。”(《人說山西好風光》)寫出了“太陽跳出了東海，大地一片光彩。河流停止了咆哮，山岳敞開了胸懷。”(《祖國頌》)不是滿懷信心意欲改天換地的時代是出不來這樣的歌的。就是那首我們童年少年時候都喜愛的歌《讓我們蕩起雙槳》也同樣衍生于這份全民的自信和喜悅。因為由孩子們來表達，這份歡喜就更為純真更為歡暢：“做完了一天的功課，我們來盡情歡樂。我問你親愛的伙伴，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小船兒輕輕，飄蕩在水中，迎面吹來了涼爽的風……”多么清爽健康，自由自在，只有那個堅信“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的時代，那個新生的、純潔清新的靈魂才迸發得出這樣的歌。喬老爺的歌詞是把當時憋在人們心底的東西掏出來了，不火才怪！

　　新中國另一次民族情感的迸發是在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那是十年冰封之后重又春意盎然、信心倍增的時代。喬老爺寫下了自此每年春節聯歡晚會的壓軸歌曲《難忘今宵》：“神州萬里同懷抱，共祝愿，祖國好；明年春來再相邀，青山在，人未老。”寫這首歌他只用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心中萌發的東西在筆下自然呼之即出。《祖國晨曲》表達的也是春天再來的歡樂：“昨天令人自豪，今日催人奮起，一代新人走來，開辟新天新地。”還有那首《牡丹之歌》：“有人說你嬌媚，嬌媚的生命哪有這樣豐滿？有人說你富貴，哪知道你曾歷盡貧寒？”也是那種飽經滄桑，苦盡甘來之后繁花盛開的情感流露。

　　1977年之后喬老爺擔任的是中國歌劇舞劇院院長的職位。中國歌劇舞劇的不景氣有目共睹，問題的關鍵在哪里？喬老爺說：“歌劇藝術的發展必須找到自己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有它的樂此不疲的廣大觀眾，有它的樂此不疲的廣大從業人員，彼此吸引，彼此督勵，彼此啟發，從而蔚為壯觀。”文學藝術的創作也是一樣，什么樣的土壤就結什么果開什么花，在我們這個一味以追逐信息為是，“知道階層”而非“知識階層”大行其道的時代，出不了貝多芬雨果歌德是很自然的。我甚至常想，如果喬老爺的歌詞創作是在今天開始，恐怕他寫不出“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寫不出“杏花村里看杏花，兒女正當好年華。男兒吃得千般苦，女兒能繡萬種花”這么干凈、淳樸、熱情的歌。如今滿世界都是轉瞬即逝的愛情：“天亮了，我還是不是你的女人？”數著鈔票的自得：“這一年總的說來高興的事兒挺多。”濫得一塌糊涂的家長里短：“給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幫媽媽刷刷筷子洗洗碗。”時代精神是什么？民族靈魂又在哪里？坦白講我時常迷惑，好在我的老朋友喬羽處變不驚，“最美不過夕陽紅，溫馨又從容”，依然自在地做他的晚開花陳年酒，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山水間散發他獨有的芳香醇美。時代造人，時代弄人，喬老爺在中華民族最豪邁的時代度過了自己的創作鼎盛期，努力被時代創造而不是捉弄，喬老爺有幸！

　　說到底時代只是外因，內在條件不迎合也是萬萬不行的。喬老爺歌詞的內在特點我覺得就像他的為人一樣，概括起來簡簡單單的四個字：“雅俗共賞”。他自己一直特別強調這一點，比如在為《綠色搖滾》一書作的序言中就說：“一切藝術特別是歌詞藝術，以雅俗共賞為好，以孤芳自賞為患。”在為《2001中國年度最佳歌詞》所寫序言中又說：“歌詞是聽覺藝術，這就要求它必須寓深刻于淺顯，寓隱約于明朗，寓曲折于直白，寓文于野，寓雅于俗。”

　　歌詞是小玩意兒，但可以做成大文學。我們不能小看歌曲的力量，它經常比歷史書更準確無誤地記錄著一個民族生活心靈的變化，反映著一個民族最深刻最本質的東西。果戈理就說過：“要了解一個民族，就要去聽他的民歌”。而一首歌能否深入人心傳唱久遠，歌詞的作用恐怕是絕對性的。我們怎樣把話說到老百姓心坎里去？那就必須明白曉暢，深入淺出。

　　來看看喬老爺所受的教育。啟蒙時期是老父親手把手帶著吟誦的四書五經詩云子曰，玩玩笑笑中就修得一身扎實的中國文化功底。大字不識的母親對民間傳說爛熟于心，就在她娓娓道來的一個個民間故事里，喬老爺便得了中國民間氣質品格的真髓。讀書時喬老爺為自己選擇的是當時濟寧惟一的一所教會學校――中西中學，學英文讀舊約新約。雖說英文如今只夠在國外給老伴買衣服講價時用，對上帝的愛也沒培養起來，但作為別一種文化風情他總還是帶著一顆童心饒有興趣地涉獵了，而且漫長的一生從未停止過對西方經典著作的閱讀。后來又到了解放區，讀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人民大學的前身)中文系，受很正規的大學教育，學的是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20世紀50年代在河北農村體驗生活，跟著婆婆媽媽們走親串戶，一串就是十來年。種種截然不同形色各異的見識源源不斷地輸入他的大腦袋中，沒有在里面打起來鬧得他發瘋，而是和睦共處，齊心協力打造出了一個喬羽特有的歌詞世界。這個世界大到山川大河，小到野花風箏小動物，無所不包。小聰明大智慧兼容并蓄，寫黃果樹大瀑布，寫的是“人從高處跌落，往往氣短神傷；水從高處跌落，偏偏神采飛揚。”寫《算盤歌》，寫的是“三下五去二，二一添作五，天有幾多風云？人有幾多禍福？君知否――這世界缺不了加減乘除。”是大白話大實話也是大道理，他展現的世界永遠超越他所描寫的具體事物，沒有寬廣深邃的胸襟和遠見卓識恐難做到。喬老爺自己說：“我在歌詞上寫成這樣也對得起上帝呢。”

　　那么多寫喬老爺的文章里，蘇叔陽先生的見解我以為最為精當。他說：“他們(李準,喬羽)的知識結構，可說是民間奠基又遍讀古書搭起了架子，復又以古今中外各種雜書填充門墻，于是乎巍巍然結實的屋架子豎起來了。――何況，他們博聞強記，又都有來自民間的稟賦：中國農民深沉的幽默感和狡黠的智慧。”我覺得正是這種幽默感和智慧幫助喬老爺吸收了他所接觸的一切龐雜，他以一種近乎超然的態度觀察領略進入他視野的東西，可以為他所用，但不允許它們亂了自己的心性。

　　中國有一個由寫歌詞的人組成的組織，叫“音樂文學學會”，喬老爺是主席。這個學會目前面臨著兩個最大的問題，一是進行歌詞的理論化建設，一是文化素養的提高。這些年來，音樂文學學會的會員們出了一本又一本的歌詞集，搞了一次次的歌詞創作研討會，喬老爺也就跟著一次次發言，一篇篇寫序言。作為目前歌詞領域成就最高的一位長者，喬老爺言語中的苦心孤詣，不知可否被從業者們心領神會：

　　“我們的作者在理論、哲學、美術、文學上素養都比較低，知識面窄，讓他寫出一個作品，供社會各種人看而且都認為它好是不可能的。”

　　“有人往往把眼高手低當作貶義詞，我覺得必須眼高。眼都不高手怎么高得了？”

　　“我們文藝界的一大弱點是哲學修養太差。最基本的概念，生產力、生產關系都弄不清，你觀察生活怎么能深刻、準確？這是文化修養的一個重要部分。有些同志在寫歌詞時從來沒有想到跟美術、小說、建筑有何關系，這方面沒有知識，就不可能產生興趣，不可能被我們民族已經有的這種高度文化所吸引，不可能接受它的影響壯大自己。”

　　一輩子筆墨生涯，晚年才出了兩本樸素古雅的書。書的扉頁上喬老爺抄錄了自己的幾句歌詞做自序：“滄海桑田，白云蒼狗，歷史是一個古怪的老頭。他要留下的誰也無法趕走，他要送走的誰也無法挽留。”

　　我是從我的父輩那里學會《我的祖國》和《讓我們蕩起雙槳》的，我又將把它們教給我的小孩。歌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歌留存下來，人也跟著獲得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