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論的“異質性”與“同構性”問題
http://m.dcyhziu.cn 2007/5/24 源自:中華職工學習網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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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關于“中國文論”、“中國傳統文論”范疇的所指問題。筆談作者在“中國文論的異質性”這一命題之下，所使用的“中國文論”、“中國傳統文論”范疇，所指僅限于中國古代文論，而未包括中國現當代文論在內。就是說在他們的觀念里，“中國文論”等于“中國傳統文論”等于“中國古代文論”。這從一般邏輯關系上看，顯然是以偏概全。但在這里實質上又并不完全是邏輯層面上的問題，就是說論者不是由于邏輯上的不明了或者疏忽，而是出于某種“故意”，其中隱含著更深層次的學術觀念問題。從一些論者一貫的學術觀念看，他們本來就不承認有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論，因為在他們看來，20世紀中國文論已經“失語”了，而這種“失語”了的文論，或者根本就算不上文論，或者至少不能歸入“中國文論傳統”的范疇。在他們的中國文論視野里，除了中國古代文論傳統別無其他。這種觀念在當今文論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對于這個問題，筆者比較贊同朱立元先生的看法：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并不完全等同于其古代文化，中國文化和文論的傳統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一個是19世紀前的古代文化、文論傳統，一個是百年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逐步形成的現當代文化、文論新傳統。（注：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我們姑且承認中國現當代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之間存在著某種斷裂與質變（這當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種“異質性”），其中較多吸納了外國文論（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論）資源，但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認二者之間的繼承關系，并不意味著這就改變了中國文論的性質，更不能籠統地說這是“失語”而否認它是中國文論傳統的一部分。總之，“中國文論”之所指，理應包含中國古代文論和中國現當代文論，中國文論傳統應當包括古代與現代兩個傳統，至于對后者該如何認識評價，完全可以進行討論，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顯然不宜從整體上對它視而不見或完全否定排斥，完全逐出“中國文論”的視野和論域。討論中國文論異質性問題，這是首先需要確認的理論前提。
在上述前提下，討論中國文論的異質性問題，看來有兩種不同的理論立場：一是站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立場，以外國文論為參照比較對象，探討作為外國文論“鏡像”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異質性；二是站在中國現當代文論的立場，一方面以外國文論為參照比較對象，另一方面以中國古代文論為參照比較對象，作為這兩種參照物的“鏡像”，則中國現當代文論就可能具有兩種不同的異質性，即中外文論比較視野中的異質性和中國文論本身的古今異質性。我以為，關于中國文論異質性問題的研究，各種立場、各種視野的研究都是需要的，但若是強調從當今中國文論話語重建出發來討論這個問題，那么后一種立場可能是更為重要的。
很顯然，曹先生等人是站在前一種理論立場，特別重視和強調在中外文論比較視野中認識中國古代文論的異質性，這當然是很重要的。實際上這方面的比較研究并不少，如季羨林、楊周翰、葉維廉、樂黛云等先生，都在中外文論比較的意義上探討過中國古代文論的異質性問題，只不過對這種“異質性”的具體內容是什么，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比較，可能有不同的認識。曹文中“以知識譜系的構成為例”談到三點：第一，在知識形態上，“傳統詩學知識的集結是以文體、文類或具體的門類藝術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論在譜系構型上沒有作為嚴整學科分類之邏輯根據的分類座架”，它“不是依據從整體到部分的邏輯劃分”，“因而演繹邏輯和分析性推導不能成為傳統詩學知識譜系的結構原則。”第二，在求知意向上，中國傳統文論不刻意去追究“真理”。中國詩學的關切重心是如何作詩（藝術），如何品詩，如何進行詩化活動，但不思考如何“研究”詩。第三，在求知路向上，是從“品”中求知識，而不是從經驗分析和邏輯實證中求知識，許多著名的理論不是從“研究”（分析）當中產生，而是從“品”當中“拈出”或“悟出”（如滋味說、妙悟論、神韻論、性靈說、境界說，等等），形成極為發達的藝術感受論。總的來說，他認為傳統文論沒有理論視點的充分分化和整體理論系統的有意識邏輯化、分析化。這作為一種比較宏觀的認識把握，也不無道理。
不過，對此類問題的研究，重要的也許還不在于描述，而在于進一步研究分析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種“異質性”？以上述曹氏的概述為例，我以為可以追溯到：第一，從哲學文化背景看，中國自古以來，在思維方式上是偏重于“悟性”思維，而非象西方那樣偏重于“知性”思維；在價值取向上主要是偏向于“尚用”的取向，而非象西方那樣偏向于“求真”的取向。所以中國歷來本體論哲學不甚發達，往往不問“是什么”，而只關心“怎么樣”、“如何做”。這在哲學上是如此，表現在文論上也是如此，也就是如上面所說的，不刻意去追究“真理”，而只注重如何作詩、品詩、感悟詩。第二，從文學本身的根源來看，中國文學的發展有幾個特點：一是各類文體是漸次發展成型的，而不象西方文學一些主要文體在源頭上即差不多同時發展成熟并取得突出成就；二是在中國文學中，文體顯得特別重要，文體不只是一個形式要素，它甚至決定文學的內容及性質，因為一種文體往往與特定的表現內容、價值功用密不可分。三是中國長期以來是雜文學形態和雜文學觀念，“文學”的內涵甚為模糊。這樣，就使得中國文論不可能、也不注重從整體上回答“文學是什么”的問題，因此不能從一個文學學科的整體上建立一個邏輯支點，據此作從整體到部分的邏輯劃分，相反倒是特別重視對文體的特點、功用的研究，因而在知識形態上，其知識的集結是以文體、文類或具體的門類藝術為核心的。第三，從中國古代的文化格局和士人心態來看，長期以來，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通過強力控制經典文化形態，差不多是獨霸了“真理言說”的空間，在文與質、藝與道等根本問題上早有基本的價值定位，其中并未留下多少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因此，無所作為或難有作為的文人們，在創作上只能是吟詠性情（獨吟或詩友唱和交流），在“吟”中討人生；在理論上也只能關心如何做詩，如何品詩，在“品”中求知識，同時也是品味人生。由于上述一些原因，也就形成了中國文論獨有的特點即異質性。
關于中國古代文論這種異質性的意義何在，是不是非要轉換成為當代話語形態才算有價值（至于能否實現這種所謂“現代轉換”則另當別論），否則就沒有意義？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表達過這樣的看法：中國古代文論作為在過去歷史條件下以及在古典文學形態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理論系統，不管它能不能實現“現代轉換”，都自有其存在的價值。這價值主要表現在：一方面，當人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形態時，往往離不開古代文論的理論觀照，盡管當代人的古代文學研究難免會帶有現代觀念，但在運用具體理論范疇和話語進行批評闡釋時，可能還是古文論中的一套東西來得切實，因為它畢竟是從這種文學形態中生長出來的，自有其特別的適用性。另一方面，就這個理論系統本身而言，中國古代文論在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中，已經形成了一個由既定的觀念、范式、話語構成的系統，已然是一種凝固成型了的、也相對完整封閉的理論形態和歷史積淀物，這種歷史存在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因此，對于中國古代文論，一方面是要研究，研究它的命題、思路、范疇乃至結構系統——如果說中國古代文論與批評沒有形式上的體系而有實質上的系統，那么就需要通過宏觀而深入的研究，把它的潛在體系逐漸揭示出來，全面闡發它的理論價值，包括對于研究古代文學形態乃至現代某些文學形態的意義價值。二是要利用，這種利用不一定就是理論話語的直接轉換，不是改頭換面地恢復舊傳統，而是表現為對傳統美學精神的吸收融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實現創新。（注：參見拙作《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建構問題》，《江西師大學報》2000年第2期。）所以，對于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我也贊成以古釋古，而不要強行以西釋古。但這是否就要完全拒絕借用西方的理論范疇進行觀照闡釋，完全排斥以西釋中呢？我以為，完全以西方的理論范疇來研究闡釋中國古代文論固不可取，容易造成“失語”；但完全排斥似乎也無益，特別是在比較詩學研究中，如果只一味強調中西詩學的“異質性”，認為彼此不能對話，不可兼容與通約，那就失去了比較研究的意義。
二
我以為在當今時代條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強調站在中國現當代文論的立場，從當今中國文論面向未來創新建構的需求出發來討論中國文論的異質性問題。這里首要的一個問題是，是不是承認有一個中國現當代文論傳統，以及如何評價這個傳統？顯然理論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種是不承認中國近百年來有成熟的文論，即使有也是“西化”了即“失語”了的文論，因此不能歸入中國文論傳統；另一種（如錢中文、朱立元等先生）則是充分肯定近百年來中國文論變革發展所取得的成績，認為在一定意義上形成了中國現當代文論的新傳統（至于對這一新傳統應當如何認識http://lunwen.cnknow.cn/Article/Index.asp'>總結，正是當今理論界面臨的重要任務），對于當代中國文論的建設發展來說，這是更值得重視、也更具有直接意義價值的文論傳統。對于這后一種看法，筆者是完全贊同的。
問題又還在于，對于中國現當代文論傳統的性質該如何判斷？是“中國式”的，還是“西化”的，還是“不中不西”的？我想這里問題的關節點恰恰在于，既需要看到中國現當代文論對中國古代文論傳統的繼承和對外國文論（包括西方文論，俄蘇文論和馬克思主義文論等）傳統的借鑒，同時又要看到在這個繼承和借鑒過程中所發生的質變，作為中外兩種文論傳統的“鏡像”，它與其繼承和借鑒的對象之間既有異質性，也有同構性。既然是站在中國文論建構的立場上來討論問題，那么，僅僅看到和強調“異質性”的一面是不夠的，還需要重視和探討“同構性”的一面，從異質性和同構性的辯證認識中獲得自覺意識，從找到中國當代文論建構的基礎和理論資源。
為論述的方便，我們先從中國文論的古今異質性與同構性說起。
按有的學者的看法，中國古代文論從20世紀初開始即發生了大斷裂、大失落或者叫做“失語”。不管是不是用這樣激烈的話語表述，中國古代文論在現代轉換過程中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質變，這恐怕是文論界都公認的一個基本事實。這就是說，中國文論事實上是存在著古今異質性的，這種異質性我以為就表現在：一種是“古典性”的質，一種是“現代性”的質。那么問題在于，發生這種質變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從外部的、表層的原因看，顯然有外國文論（包括西方、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介入與影響；但從內部的、深層的原因分析，應當說是根源于中國社會及其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變革。由于這種變革，古典性質的文論難以適應這種變革的現實要求，而現代性的文論則在時代的呼喚中應運而生。
如果不是固守著某種理論觀念不放，那么就應當承認，文論的變革發展，總是一方面根源于文學變革的現實與發展要求，另一方面則是根源于與文學和文論密切關聯著的社會現實的變革與發展要求。理論界普遍認為：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發展的基本走向是尋求現代轉型；時代主題是啟蒙與救亡、民主革命、以及后來的改革開放；主導意識形態是革命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文化價值取向是民主與科學。在這種社會轉型與時代召喚之下，必然促使文學與文論的現代轉型。從這種轉型中所表現出來的中國文學和文論的古典性與現代性的“異質”，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中國古代文學形態主要是抒情寫意性的詩文，其中尤其以言志抒情的詩長期占主導地位，這或許可稱之為古典表現主義的文學形態。即使后來的戲劇、小說也仍然不過是抒情寫意的一種新形式，并未超出古典表現主義的大圈子。在此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文論，就其性質來說也顯然主要是一種古典表現主義文論（其主干是詩文理論，尤其是詩論成就最大）。而20世紀以來，在啟蒙與救亡的時代條件下，具有現代意識和覺悟的現代知識分子自覺擔當社會道義和社會責任，介入社會生活，促進社會現代轉型，因此文學不再限于抒情言志，而是主要反映社會現實，傳達時代要求，抒寫民眾心聲；文學形態轉變為以敘事文學為主，尤其是現代小說、報告文學、話劇等，適應人們認識批判現實的需要更得到長足發展；即便仍屬表現型的詩文，也已大不同于古典形態的“吟詠性情”，而是走向詛咒現實、謳歌理想和追求個性解放，是一種全新的現代表現主義。面對中國現代文學形態這種劃時代變化，文學理論批評也不再限于“品評”，而是走向張揚文學的時代精神，放大文學的社會意義，指向社會變革實踐中的價值實現。從梁啟超、王國維發端，經由陳獨秀、魯迅、茅盾、成仿吾、朱光潛，直至胡風、毛澤東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國現代文論一方面呼應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時代要求，另一方面從西方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文論以及馬克思主義文論中獲取理論資源，創造出諸多現代性的理論范疇和話語，從而對新的文學現實給予切實的批評闡釋，由此表現出它的現代性特質。而建立在古代文學形態基礎上的古典表現主義文論對這種新的社會和文學現實則顯然難以應對，在它的理論系統中很難找到，也難以“轉換”出一套適用于新時代文學形態的理論批評話語，因之它在新世紀被疏離甚而斷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命運。這樣看來，所謂斷裂主要不是外國文論擠壓的原因，而是時代社會變革的原因，既然如此，就應當屬于歷史的必然要求。如果不顧時代條件，仍站在純文學的立場上，以吟、品為藝術之上乘或至境，以此指斥文學和文論的時代變革與進步，就未免顯得過于迂執了。
其次，任何一種文論話語，應當說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及意識形態語境。中國古代文論的文化及意識形態語境，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儒道釋三者互補構成的。儒家站在社會本位立場，確立了一種以“禮”為核心的社會理想，設計了一整套社會制度規范和倫理道德規范，以此去建構理想的社會形態，并把文學也納入這種建構之中，要求文學也站在社會本位立場去向民眾施行政治倫理教化，使人去服從這種社會規范，從而維護現存社會秩序。道家以個體生命存在為本位，不滿于現實社會對人的自然生命本性的桎梏，尋求遠避社會歸于自然，以保全個體生命的率真本性；他們在文學活動中更為注重個體生命的審美體驗，追求自我情感寄托和怡情悅性，把文學作為表現寄托個體生命體驗和保全自我的最好方式。中國化的佛教（尤其是禪宗）在人生觀念和審美理想上比較接近道家，但更追求空靈境界和審美解脫。莊禪之路，通常是中國封建社會那些處于“窮”境而不甘認同現實的文人所樂于選擇和追求的。中國古代文論系統，差不多就是在這樣一種文化及意識形態語境中，由這樣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心態的文人們所建構，并代代積淀傳承，成為具有極大普泛性的文學規范和批評尺度。到了20世紀反封建和追求人的解放的時代，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語境發生了極大變化：儒道釋的思想觀念被置于批判地位，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時代的意識形態主流。在這種現實語境中，人們的文學觀念和價值取向也發生了根本變化：與儒家政教中心論站在封建社會立場去教化民眾以維護現存社會秩序相反，新時代的文學則是著眼于喚醒民眾覺悟和認識批判社會，以促進社會變革；即使從個體本位立場出發，也與莊禪退避式的人生態度和文學策略截然不同，即不再滿足于消極地借文學以寄情和自慰，而是借文學以張揚個性，表現思想，抒發激情，呼喚人性解放。古典性的整個文論系統，顯然與這種現實意識形態語境格格不入。而現代文論則正這種現代文化及意識形態語境的產物，顯示出它的現代性特質。
第三，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過的，中國古代文化和文論在思維方式上是偏于感悟、綜合的直覺思維，并不追求邏輯的清晰嚴密和理論的系統性，這是一種古典性的思維方式。而現代文論的思維方式顯然更為注重邏輯分析、理論概括及系統建構，因為這更符合現代人要求更清晰準確地把握世界的需要，也是進行現代啟蒙和文學大眾化的需要，其中所包含的現代性特質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之間雖然存在著如上所述的質變與斷裂即“異質性”一面，但同樣存在著保存與繼承關系的另一面。由這種保存與繼承發展關系，就決定了新舊兩個傳統之間必然存在著“同構性”，這種同構性的基點，總的來說就是文論形態與文學精神的民族性。比如民族文學的語言特性：盡管在現代文化轉型的過程中古代漢語轉換成了現代漢語，并且現代漢語中還吸納了不少外來語成分，但從根本上來說，漢語言作為一種獨特的表意性語言，仍然決定著以此為符碼的漢民族文學的根本特點，如民族文學獨有的編碼與解碼方式，由語言特點決定著的感悟性思維方式，以表意性為主的創作傳統，意會式的文學接受習慣等等。現代文論只要還是面對著漢語表達的文學，并且自身也仍然是在用漢語表達，就不可能喪失其傳統特性。再比如在文學價值觀念方面，古代文論中的“尚用”觀念，“文以載道”的政教功利主義，經過現代轉化，成為啟蒙功利主義、文學反映現實認識現實促進社會變革的革命功利主義；而從審美體驗中尋求人生寄托的觀念，經過現代轉化而成為對審美解放、審美自由的新追求，等等。這些方面都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保存、延伸和發展，從中可以看出新舊傳統之間的異質同構性。還有，如果說中國古代文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藝術性”（與西方文論的注重“科學性”形成對照），即把文學當作藝術對象來研究，注重藝術感悟、藝術品味，追求藝術人生化、人生藝術化，乃至文論的概念范疇、理論形態本身也都講求詩性化、藝術化，那么應當說，這種基本精神在現當代文論的優秀成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繼承發展，并注入了現代性的新質。至于在有些現當代文論中失落甚至背離了這種文學精神，則恰恰是應當認真反思的。
再從中國現當代文論與外國文論的關系來看。近百年來中國文論所發生的一切變革，一方面是根源于如上所說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學的變革發展，而另一方面應當說也是在外國文論的介入和影響之下發生的。外國文論之所以能夠如此深入地影響中國現當代文論的變革發展，其原因就在于彼此之間具有某種“同構性”（異質同構）。這種同構性一方面是緣于文學規律的相通，如毛澤東所說：“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中國的和外國的，兩邊都要學好。……這不是什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是指基本理論，這是中外一致的，不應該分中西。”（注：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9日。）這就是說作為文學的基本原理、基本規律中外是可以通約的。比如西方歷來敘事文學比較發達，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敘事文學理論（如摹仿http://lunwen.cnknow.cn/lw/index.html'>論文論，尤其是現實主義理論，包括馬、恩的現實主義理論）有非常豐富的資源，而這恰恰是我們的古代文論資源中所缺乏的。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格局與古代相比顯然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抒情言志的文學為主轉變為以敘事文學為主（這既與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相適應，也受到西方近現代文學的直接影響），那么在現代文論建設中較多借鑒吸納外國的現實主義小說、戲劇理論等文論資源，就是既自然又合理的事情。“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注：錢鐘書《談藝錄·敘》，中華書局1984年補訂本，第1頁。）中外一致可以彼此通約同構的某些學理，就未必要強分中西而以“失語”論之。此外，中國現當代文論之于外國文論的同構性還有另一方面，這就是作為一種時代精神的“現代性”品格。不管怎么說，近數百年來，與中國封建社會的保守落后性相比，西方從文藝復興以來的文明發展，包括在近現代文學和文論中的發展，確實更體現了一種文明進步，體現了一種“現代性”，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將這種“現代性”闡發得更徹底更切實更具有實踐品格。而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從社會改良到社會民主革命），無不是以西方近現代的變革為參照，也無不是在追求著一種中國式的“現代性”，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和文論的變革轉型中同樣如此。因此，中國現代文學和文論致力于從外國近現代文學和文論（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尋求借鑒，也就包含著從中尋求“現代性”的思想資源，借以推動中國的啟蒙與革命，即推動中國文學乃至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外文學和文論間在“現代性”追求上的這種通約性與同構性，是無論如何不應忽視的。
至于與外國文論比較而言的中國現當代文論的“異質性”，顯然沒有中國古代文論的異質性那樣大，原因當然在于中國現代文論本來就借鑒吸納了外國文論的許多因素，包括寫實主義、浪漫主義等一系列概念范疇。但這并不是象有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外國文論的翻版，其實二者仍是異質的，這主要表現為民族性的不同。比如西方的“現代性”有西方的特點，而中國在現代轉型中所追求的“現代性”，則有中國的特定內涵。從社會轉型來說，20世紀前半葉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通過人民民主革命創建新中國；后幾十年主要任務是通過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和文論，正是面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變革發展的現實而言說的，有時看起來所使用的話語或表現形式是“西式”的，但精神實質是中國現代的，如毛澤東談到魯迅的小說時所說：“吸收外國的東西，要把它改變，變成中國的。魯迅的小說，既不同于外國的，也不同
對于曹先生等關于“失語癥”的判斷，以及試圖通過“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以實現“話語于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注：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9日。）魯迅、茅盾、毛澤東等的文論也是如此。這就是說，中國現代文學和文論中所表現出來的“現代性”，具有特定的民族生活、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內涵，與外國文學和文論相比仍是異質性的。看不到這一點，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國文學和文論的“現代性”。
三
最后，我們仍然回到本文開頭所討論的話題上來。曹順慶等先生之所以提出中國文論的異質性命題來加以討論，其學術立場及邏輯理路已經表述得很清楚：首先是他們針對近百年中國現當代文論的狀況作出了一個基本判斷，就是患了“失語癥”，這主要表現為過多引入了西方文論話語，中國現當代文論成了西方文論一家獨白，而中國古代文論在現當代中國卻成了博物館里的秦磚漢瓦，成了學者案頭的故紙堆，它不但無法參與現當代文學與文論的言說，甚至無法表述自身。為了克服這種“失語癥”，他們繼而提出“話語重建”的命題，具體說也就是要重視和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那么為什么會造成中國文論的“失語”？怎樣才能實現“話語重建”？他們認為關鍵是要研究和認識中國文論（指中國古代文論）的異質性。這幾個理論命題之間的邏輯關系一目了然。重建”的主張，筆者一直是持保留看法的（當然，對他們執著的學術信念則又是十分尊重的）。不過，對于曹先生所提出的問題，比如：為什么言說了上千年的中國文論話語，會在今天完全失效？為什么它無法參與現當代文學與文論的言說，甚至無法表述自身？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不是在于對中國文論的異質性認識不夠？則又是非常值得重視和認真探討的。當然，按曹先生的看法，從中國文論的異質性入手探究原因也不失為一條思路，但我以為不能僅限于從中西比較的意義來觀照中國文論的異質性，同時還需要考慮中國文論本身的古今異質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后一種異質性甚至是更值得重視的。要說中國古代文論之所以會在今天失效，根本原因也許就如我們上面所說，它作為在古代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語境中形成、完全是面向過去時代的社會現實和文學現實言說的理論形態，在根本性質上它是“古典性”的，而不是“現代性”的，甚至可以說，在它的理論系統中恐怕很難找到能夠與現代社會和現代文學發展要求相通的“現代性”內質。所以我們說，要真正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是很難的。假如要進行這種現代轉換，那么它就應當能夠面對當今的社會現實和文學現實言說，就需要回答當今現代化發展中提出的現實問題，比如精英文學向大眾文學位移的問題，傳媒文藝、網上文學等新式文學形態的發展所帶來的問題，等等。以中國古代文論的觀念和話語，恐怕是很難回答這些問題的。因此我非常贊同朱立元先生的看法：檢驗一種理論、學說是否還有活力、是否存在危機的主要標準，不應局限于與其他理論、學說的話語系統或話語方式相比較，而應將其置放于現實語境中，看其是否適合現實的需要，以及適合的程度如何。中國當代文論的問題或危機不在話語系統內部，不在所謂“失語”，而在同文藝發展現實語境的某些疏離或脫節，即在某種程度上與文藝發展現實不相適應。（注：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我以為無法依*所謂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而只能以中國現當代文論新傳統為基礎，充分吸納中外文論資源中有用的東西，進行綜合創新發展。
如前所說，中國文化、文論傳統，包括古代和現代兩個傳統。然而在一些兩個傳統。然而在一些持“尚古”觀念的學者那里，其學術視野中往往只有古代傳統，而現代傳統則幾乎不屑一顧。分析其原因，也許有三：一是古代傳統積累數千年，而現代則不過百年左右，其所占份量不成比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二是認為近百年來，由于戰火連連或政治風云變幻的外部環境，加上文化傳統斷裂、外來文化沖擊滲透的內在原因，中國現代文化、文論缺少真正的建設，沒有多少成就；或者已有的文化成果也打上了外來文化的深深烙印，國學本色已失，幾無傳統特色之可言，尤其是在中西比較時，似乎構不成可比之一方，因而無須顧及；三是在比較詩學的視野內，西方人只認可古代詩學的對話資格，沒有現代詩學的比較地位，因之我們自己也愧于提及。
盡管如此，要談中國文論的異質性，要涉及當代中國文論的創新建構問題，就不能將現代文論傳統棄之不顧。還是朱立元先生說得好：對于古代和現代這兩個傳統，我們有一個優先選擇或主要選擇的問題。選擇的主要依據首先應著眼于價值尺度，就是從傳統對我們建設、發展、推進當代中國文論的意義和價值關系著眼，哪一個作用更大，更有價值，就應當選擇哪一個；與價值尺度緊密相關的是歷史尺度，就是要看傳統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哪一個更進步、更先進，更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我們當前只能以現當代傳統為建設、發展新文論的重點。（注：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如果我們把整個中國文論傳統比作一棵既已長成的樹，那么，不管前數千年的傳統如何根深干壯，而近百年來的發展畢竟是這棵樹上最新長成的一節，無論這一節由于時代風雨的摧折，還有外來文論的嫁接引種等因素的作用，長得如何不令人滿意，但畢竟是現代轉型發展的成果，內含著現代性的新質，是既成的離我們最近的傳統。我們不可能拋棄這個傳統，不可能截去這一節而另找生長點，而只能在既有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在老樹上發新枝。如果拋棄這種現代傳統，所謂當代建構就更沒有了依托。
總之，要建構當代文論形態的新質，當然不可能完全移植西方文論之“質”，但也不可能回過頭去堅守古代傳統的那種“質”，即古典性之質，而是需要在現實基礎上，在中外古今文論觀念的交往對話基礎上，在各種文論資源的“異質同構”中創新發展生成新質，它應當是一種新的知識形態，是一種具有現代性的新質。至于對古代文論資源的整理、發掘、轉化當然也很重要，但不可能整個文論界、文化界都來搞，而只能是部分學者去進行，對于他們的學術信念、學術勞動與貢獻理應給予充分尊重。而更重要的恐怕還是應當關注現實問題和未來發展，融合中外古今的思想理論資源，實現當代文論的綜合創新發展。
首先，關于“中國文論”、“中國傳統文論”范疇的所指問題。筆談作者在“中國文論的異質性”這一命題之下，所使用的“中國文論”、“中國傳統文論”范疇，所指僅限于中國古代文論，而未包括中國現當代文論在內。就是說在他們的觀念里，“中國文論”等于“中國傳統文論”等于“中國古代文論”。這從一般邏輯關系上看，顯然是以偏概全。但在這里實質上又并不完全是邏輯層面上的問題，就是說論者不是由于邏輯上的不明了或者疏忽，而是出于某種“故意”，其中隱含著更深層次的學術觀念問題。從一些論者一貫的學術觀念看，他們本來就不承認有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論，因為在他們看來，20世紀中國文論已經“失語”了，而這種“失語”了的文論，或者根本就算不上文論，或者至少不能歸入“中國文論傳統”的范疇。在他們的中國文論視野里，除了中國古代文論傳統別無其他。這種觀念在當今文論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對于這個問題，筆者比較贊同朱立元先生的看法：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并不完全等同于其古代文化，中國文化和文論的傳統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一個是19世紀前的古代文化、文論傳統，一個是百年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逐步形成的現當代文化、文論新傳統。（注：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我們姑且承認中國現當代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之間存在著某種斷裂與質變（這當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種“異質性”），其中較多吸納了外國文論（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論）資源，但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認二者之間的繼承關系，并不意味著這就改變了中國文論的性質，更不能籠統地說這是“失語”而否認它是中國文論傳統的一部分。總之，“中國文論”之所指，理應包含中國古代文論和中國現當代文論，中國文論傳統應當包括古代與現代兩個傳統，至于對后者該如何認識評價，完全可以進行討論，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顯然不宜從整體上對它視而不見或完全否定排斥，完全逐出“中國文論”的視野和論域。討論中國文論異質性問題，這是首先需要確認的理論前提。
在上述前提下，討論中國文論的異質性問題，看來有兩種不同的理論立場：一是站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立場，以外國文論為參照比較對象，探討作為外國文論“鏡像”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異質性；二是站在中國現當代文論的立場，一方面以外國文論為參照比較對象，另一方面以中國古代文論為參照比較對象，作為這兩種參照物的“鏡像”，則中國現當代文論就可能具有兩種不同的異質性，即中外文論比較視野中的異質性和中國文論本身的古今異質性。我以為，關于中國文論異質性問題的研究，各種立場、各種視野的研究都是需要的，但若是強調從當今中國文論話語重建出發來討論這個問題，那么后一種立場可能是更為重要的。
很顯然，曹先生等人是站在前一種理論立場，特別重視和強調在中外文論比較視野中認識中國古代文論的異質性，這當然是很重要的。實際上這方面的比較研究并不少，如季羨林、楊周翰、葉維廉、樂黛云等先生，都在中外文論比較的意義上探討過中國古代文論的異質性問題，只不過對這種“異質性”的具體內容是什么，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比較，可能有不同的認識。曹文中“以知識譜系的構成為例”談到三點：第一，在知識形態上，“傳統詩學知識的集結是以文體、文類或具體的門類藝術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論在譜系構型上沒有作為嚴整學科分類之邏輯根據的分類座架”，它“不是依據從整體到部分的邏輯劃分”，“因而演繹邏輯和分析性推導不能成為傳統詩學知識譜系的結構原則。”第二，在求知意向上，中國傳統文論不刻意去追究“真理”。中國詩學的關切重心是如何作詩（藝術），如何品詩，如何進行詩化活動，但不思考如何“研究”詩。第三，在求知路向上，是從“品”中求知識，而不是從經驗分析和邏輯實證中求知識，許多著名的理論不是從“研究”（分析）當中產生，而是從“品”當中“拈出”或“悟出”（如滋味說、妙悟論、神韻論、性靈說、境界說，等等），形成極為發達的藝術感受論。總的來說，他認為傳統文論沒有理論視點的充分分化和整體理論系統的有意識邏輯化、分析化。這作為一種比較宏觀的認識把握，也不無道理。
不過，對此類問題的研究，重要的也許還不在于描述，而在于進一步研究分析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種“異質性”？以上述曹氏的概述為例，我以為可以追溯到：第一，從哲學文化背景看，中國自古以來，在思維方式上是偏重于“悟性”思維，而非象西方那樣偏重于“知性”思維；在價值取向上主要是偏向于“尚用”的取向，而非象西方那樣偏向于“求真”的取向。所以中國歷來本體論哲學不甚發達，往往不問“是什么”，而只關心“怎么樣”、“如何做”。這在哲學上是如此，表現在文論上也是如此，也就是如上面所說的，不刻意去追究“真理”，而只注重如何作詩、品詩、感悟詩。第二，從文學本身的根源來看，中國文學的發展有幾個特點：一是各類文體是漸次發展成型的，而不象西方文學一些主要文體在源頭上即差不多同時發展成熟并取得突出成就；二是在中國文學中，文體顯得特別重要，文體不只是一個形式要素，它甚至決定文學的內容及性質，因為一種文體往往與特定的表現內容、價值功用密不可分。三是中國長期以來是雜文學形態和雜文學觀念，“文學”的內涵甚為模糊。這樣，就使得中國文論不可能、也不注重從整體上回答“文學是什么”的問題，因此不能從一個文學學科的整體上建立一個邏輯支點，據此作從整體到部分的邏輯劃分，相反倒是特別重視對文體的特點、功用的研究，因而在知識形態上，其知識的集結是以文體、文類或具體的門類藝術為核心的。第三，從中國古代的文化格局和士人心態來看，長期以來，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通過強力控制經典文化形態，差不多是獨霸了“真理言說”的空間，在文與質、藝與道等根本問題上早有基本的價值定位，其中并未留下多少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因此，無所作為或難有作為的文人們，在創作上只能是吟詠性情（獨吟或詩友唱和交流），在“吟”中討人生；在理論上也只能關心如何做詩，如何品詩，在“品”中求知識，同時也是品味人生。由于上述一些原因，也就形成了中國文論獨有的特點即異質性。
關于中國古代文論這種異質性的意義何在，是不是非要轉換成為當代話語形態才算有價值（至于能否實現這種所謂“現代轉換”則另當別論），否則就沒有意義？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表達過這樣的看法：中國古代文論作為在過去歷史條件下以及在古典文學形態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理論系統，不管它能不能實現“現代轉換”，都自有其存在的價值。這價值主要表現在：一方面，當人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形態時，往往離不開古代文論的理論觀照，盡管當代人的古代文學研究難免會帶有現代觀念，但在運用具體理論范疇和話語進行批評闡釋時，可能還是古文論中的一套東西來得切實，因為它畢竟是從這種文學形態中生長出來的，自有其特別的適用性。另一方面，就這個理論系統本身而言，中國古代文論在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中，已經形成了一個由既定的觀念、范式、話語構成的系統，已然是一種凝固成型了的、也相對完整封閉的理論形態和歷史積淀物，這種歷史存在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因此，對于中國古代文論，一方面是要研究，研究它的命題、思路、范疇乃至結構系統——如果說中國古代文論與批評沒有形式上的體系而有實質上的系統，那么就需要通過宏觀而深入的研究，把它的潛在體系逐漸揭示出來，全面闡發它的理論價值，包括對于研究古代文學形態乃至現代某些文學形態的意義價值。二是要利用，這種利用不一定就是理論話語的直接轉換，不是改頭換面地恢復舊傳統，而是表現為對傳統美學精神的吸收融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實現創新。（注：參見拙作《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建構問題》，《江西師大學報》2000年第2期。）所以，對于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我也贊成以古釋古，而不要強行以西釋古。但這是否就要完全拒絕借用西方的理論范疇進行觀照闡釋，完全排斥以西釋中呢？我以為，完全以西方的理論范疇來研究闡釋中國古代文論固不可取，容易造成“失語”；但完全排斥似乎也無益，特別是在比較詩學研究中，如果只一味強調中西詩學的“異質性”，認為彼此不能對話，不可兼容與通約，那就失去了比較研究的意義。
二
我以為在當今時代條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強調站在中國現當代文論的立場，從當今中國文論面向未來創新建構的需求出發來討論中國文論的異質性問題。這里首要的一個問題是，是不是承認有一個中國現當代文論傳統，以及如何評價這個傳統？顯然理論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種是不承認中國近百年來有成熟的文論，即使有也是“西化”了即“失語”了的文論，因此不能歸入中國文論傳統；另一種（如錢中文、朱立元等先生）則是充分肯定近百年來中國文論變革發展所取得的成績，認為在一定意義上形成了中國現當代文論的新傳統（至于對這一新傳統應當如何認識http://lunwen.cnknow.cn/Article/Index.asp'>總結，正是當今理論界面臨的重要任務），對于當代中國文論的建設發展來說，這是更值得重視、也更具有直接意義價值的文論傳統。對于這后一種看法，筆者是完全贊同的。
問題又還在于，對于中國現當代文論傳統的性質該如何判斷？是“中國式”的，還是“西化”的，還是“不中不西”的？我想這里問題的關節點恰恰在于，既需要看到中國現當代文論對中國古代文論傳統的繼承和對外國文論（包括西方文論，俄蘇文論和馬克思主義文論等）傳統的借鑒，同時又要看到在這個繼承和借鑒過程中所發生的質變，作為中外兩種文論傳統的“鏡像”，它與其繼承和借鑒的對象之間既有異質性，也有同構性。既然是站在中國文論建構的立場上來討論問題，那么，僅僅看到和強調“異質性”的一面是不夠的，還需要重視和探討“同構性”的一面，從異質性和同構性的辯證認識中獲得自覺意識，從找到中國當代文論建構的基礎和理論資源。
為論述的方便，我們先從中國文論的古今異質性與同構性說起。
按有的學者的看法，中國古代文論從20世紀初開始即發生了大斷裂、大失落或者叫做“失語”。不管是不是用這樣激烈的話語表述，中國古代文論在現代轉換過程中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質變，這恐怕是文論界都公認的一個基本事實。這就是說，中國文論事實上是存在著古今異質性的，這種異質性我以為就表現在：一種是“古典性”的質，一種是“現代性”的質。那么問題在于，發生這種質變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從外部的、表層的原因看，顯然有外國文論（包括西方、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介入與影響；但從內部的、深層的原因分析，應當說是根源于中國社會及其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變革。由于這種變革，古典性質的文論難以適應這種變革的現實要求，而現代性的文論則在時代的呼喚中應運而生。
如果不是固守著某種理論觀念不放，那么就應當承認，文論的變革發展，總是一方面根源于文學變革的現實與發展要求，另一方面則是根源于與文學和文論密切關聯著的社會現實的變革與發展要求。理論界普遍認為：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發展的基本走向是尋求現代轉型；時代主題是啟蒙與救亡、民主革命、以及后來的改革開放；主導意識形態是革命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文化價值取向是民主與科學。在這種社會轉型與時代召喚之下，必然促使文學與文論的現代轉型。從這種轉型中所表現出來的中國文學和文論的古典性與現代性的“異質”，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中國古代文學形態主要是抒情寫意性的詩文，其中尤其以言志抒情的詩長期占主導地位，這或許可稱之為古典表現主義的文學形態。即使后來的戲劇、小說也仍然不過是抒情寫意的一種新形式，并未超出古典表現主義的大圈子。在此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文論，就其性質來說也顯然主要是一種古典表現主義文論（其主干是詩文理論，尤其是詩論成就最大）。而20世紀以來，在啟蒙與救亡的時代條件下，具有現代意識和覺悟的現代知識分子自覺擔當社會道義和社會責任，介入社會生活，促進社會現代轉型，因此文學不再限于抒情言志，而是主要反映社會現實，傳達時代要求，抒寫民眾心聲；文學形態轉變為以敘事文學為主，尤其是現代小說、報告文學、話劇等，適應人們認識批判現實的需要更得到長足發展；即便仍屬表現型的詩文，也已大不同于古典形態的“吟詠性情”，而是走向詛咒現實、謳歌理想和追求個性解放，是一種全新的現代表現主義。面對中國現代文學形態這種劃時代變化，文學理論批評也不再限于“品評”，而是走向張揚文學的時代精神，放大文學的社會意義，指向社會變革實踐中的價值實現。從梁啟超、王國維發端，經由陳獨秀、魯迅、茅盾、成仿吾、朱光潛，直至胡風、毛澤東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國現代文論一方面呼應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的時代要求，另一方面從西方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文論以及馬克思主義文論中獲取理論資源，創造出諸多現代性的理論范疇和話語，從而對新的文學現實給予切實的批評闡釋，由此表現出它的現代性特質。而建立在古代文學形態基礎上的古典表現主義文論對這種新的社會和文學現實則顯然難以應對，在它的理論系統中很難找到，也難以“轉換”出一套適用于新時代文學形態的理論批評話語，因之它在新世紀被疏離甚而斷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命運。這樣看來，所謂斷裂主要不是外國文論擠壓的原因，而是時代社會變革的原因，既然如此，就應當屬于歷史的必然要求。如果不顧時代條件，仍站在純文學的立場上，以吟、品為藝術之上乘或至境，以此指斥文學和文論的時代變革與進步，就未免顯得過于迂執了。
其次，任何一種文論話語，應當說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及意識形態語境。中國古代文論的文化及意識形態語境，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儒道釋三者互補構成的。儒家站在社會本位立場，確立了一種以“禮”為核心的社會理想，設計了一整套社會制度規范和倫理道德規范，以此去建構理想的社會形態，并把文學也納入這種建構之中，要求文學也站在社會本位立場去向民眾施行政治倫理教化，使人去服從這種社會規范，從而維護現存社會秩序。道家以個體生命存在為本位，不滿于現實社會對人的自然生命本性的桎梏，尋求遠避社會歸于自然，以保全個體生命的率真本性；他們在文學活動中更為注重個體生命的審美體驗，追求自我情感寄托和怡情悅性，把文學作為表現寄托個體生命體驗和保全自我的最好方式。中國化的佛教（尤其是禪宗）在人生觀念和審美理想上比較接近道家，但更追求空靈境界和審美解脫。莊禪之路，通常是中國封建社會那些處于“窮”境而不甘認同現實的文人所樂于選擇和追求的。中國古代文論系統，差不多就是在這樣一種文化及意識形態語境中，由這樣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心態的文人們所建構，并代代積淀傳承，成為具有極大普泛性的文學規范和批評尺度。到了20世紀反封建和追求人的解放的時代，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語境發生了極大變化：儒道釋的思想觀念被置于批判地位，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時代的意識形態主流。在這種現實語境中，人們的文學觀念和價值取向也發生了根本變化：與儒家政教中心論站在封建社會立場去教化民眾以維護現存社會秩序相反，新時代的文學則是著眼于喚醒民眾覺悟和認識批判社會，以促進社會變革；即使從個體本位立場出發，也與莊禪退避式的人生態度和文學策略截然不同，即不再滿足于消極地借文學以寄情和自慰，而是借文學以張揚個性，表現思想，抒發激情，呼喚人性解放。古典性的整個文論系統，顯然與這種現實意識形態語境格格不入。而現代文論則正這種現代文化及意識形態語境的產物，顯示出它的現代性特質。
第三，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過的，中國古代文化和文論在思維方式上是偏于感悟、綜合的直覺思維，并不追求邏輯的清晰嚴密和理論的系統性，這是一種古典性的思維方式。而現代文論的思維方式顯然更為注重邏輯分析、理論概括及系統建構，因為這更符合現代人要求更清晰準確地把握世界的需要，也是進行現代啟蒙和文學大眾化的需要，其中所包含的現代性特質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之間雖然存在著如上所述的質變與斷裂即“異質性”一面，但同樣存在著保存與繼承關系的另一面。由這種保存與繼承發展關系，就決定了新舊兩個傳統之間必然存在著“同構性”，這種同構性的基點，總的來說就是文論形態與文學精神的民族性。比如民族文學的語言特性：盡管在現代文化轉型的過程中古代漢語轉換成了現代漢語，并且現代漢語中還吸納了不少外來語成分，但從根本上來說，漢語言作為一種獨特的表意性語言，仍然決定著以此為符碼的漢民族文學的根本特點，如民族文學獨有的編碼與解碼方式，由語言特點決定著的感悟性思維方式，以表意性為主的創作傳統，意會式的文學接受習慣等等。現代文論只要還是面對著漢語表達的文學，并且自身也仍然是在用漢語表達，就不可能喪失其傳統特性。再比如在文學價值觀念方面，古代文論中的“尚用”觀念，“文以載道”的政教功利主義，經過現代轉化，成為啟蒙功利主義、文學反映現實認識現實促進社會變革的革命功利主義；而從審美體驗中尋求人生寄托的觀念，經過現代轉化而成為對審美解放、審美自由的新追求，等等。這些方面都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保存、延伸和發展，從中可以看出新舊傳統之間的異質同構性。還有，如果說中國古代文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藝術性”（與西方文論的注重“科學性”形成對照），即把文學當作藝術對象來研究，注重藝術感悟、藝術品味，追求藝術人生化、人生藝術化，乃至文論的概念范疇、理論形態本身也都講求詩性化、藝術化，那么應當說，這種基本精神在現當代文論的優秀成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繼承發展，并注入了現代性的新質。至于在有些現當代文論中失落甚至背離了這種文學精神，則恰恰是應當認真反思的。
再從中國現當代文論與外國文論的關系來看。近百年來中國文論所發生的一切變革，一方面是根源于如上所說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學的變革發展，而另一方面應當說也是在外國文論的介入和影響之下發生的。外國文論之所以能夠如此深入地影響中國現當代文論的變革發展，其原因就在于彼此之間具有某種“同構性”（異質同構）。這種同構性一方面是緣于文學規律的相通，如毛澤東所說：“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中國的和外國的，兩邊都要學好。……這不是什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是指基本理論，這是中外一致的，不應該分中西。”（注：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9日。）這就是說作為文學的基本原理、基本規律中外是可以通約的。比如西方歷來敘事文學比較發達，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敘事文學理論（如摹仿http://lunwen.cnknow.cn/lw/index.html'>論文論，尤其是現實主義理論，包括馬、恩的現實主義理論）有非常豐富的資源，而這恰恰是我們的古代文論資源中所缺乏的。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格局與古代相比顯然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抒情言志的文學為主轉變為以敘事文學為主（這既與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相適應，也受到西方近現代文學的直接影響），那么在現代文論建設中較多借鑒吸納外國的現實主義小說、戲劇理論等文論資源，就是既自然又合理的事情。“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注：錢鐘書《談藝錄·敘》，中華書局1984年補訂本，第1頁。）中外一致可以彼此通約同構的某些學理，就未必要強分中西而以“失語”論之。此外，中國現當代文論之于外國文論的同構性還有另一方面，這就是作為一種時代精神的“現代性”品格。不管怎么說，近數百年來，與中國封建社會的保守落后性相比，西方從文藝復興以來的文明發展，包括在近現代文學和文論中的發展，確實更體現了一種文明進步，體現了一種“現代性”，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將這種“現代性”闡發得更徹底更切實更具有實踐品格。而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從社會改良到社會民主革命），無不是以西方近現代的變革為參照，也無不是在追求著一種中國式的“現代性”，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和文論的變革轉型中同樣如此。因此，中國現代文學和文論致力于從外國近現代文學和文論（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尋求借鑒，也就包含著從中尋求“現代性”的思想資源，借以推動中國的啟蒙與革命，即推動中國文學乃至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外文學和文論間在“現代性”追求上的這種通約性與同構性，是無論如何不應忽視的。
至于與外國文論比較而言的中國現當代文論的“異質性”，顯然沒有中國古代文論的異質性那樣大，原因當然在于中國現代文論本來就借鑒吸納了外國文論的許多因素，包括寫實主義、浪漫主義等一系列概念范疇。但這并不是象有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外國文論的翻版，其實二者仍是異質的，這主要表現為民族性的不同。比如西方的“現代性”有西方的特點，而中國在現代轉型中所追求的“現代性”，則有中國的特定內涵。從社會轉型來說，20世紀前半葉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通過人民民主革命創建新中國；后幾十年主要任務是通過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和文論，正是面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變革發展的現實而言說的，有時看起來所使用的話語或表現形式是“西式”的，但精神實質是中國現代的，如毛澤東談到魯迅的小說時所說：“吸收外國的東西，要把它改變，變成中國的。魯迅的小說，既不同于外國的，也不同
對于曹先生等關于“失語癥”的判斷，以及試圖通過“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以實現“話語于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注：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9日。）魯迅、茅盾、毛澤東等的文論也是如此。這就是說，中國現代文學和文論中所表現出來的“現代性”，具有特定的民族生活、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內涵，與外國文學和文論相比仍是異質性的。看不到這一點，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國文學和文論的“現代性”。
三
最后，我們仍然回到本文開頭所討論的話題上來。曹順慶等先生之所以提出中國文論的異質性命題來加以討論，其學術立場及邏輯理路已經表述得很清楚：首先是他們針對近百年中國現當代文論的狀況作出了一個基本判斷，就是患了“失語癥”，這主要表現為過多引入了西方文論話語，中國現當代文論成了西方文論一家獨白，而中國古代文論在現當代中國卻成了博物館里的秦磚漢瓦，成了學者案頭的故紙堆，它不但無法參與現當代文學與文論的言說，甚至無法表述自身。為了克服這種“失語癥”，他們繼而提出“話語重建”的命題，具體說也就是要重視和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那么為什么會造成中國文論的“失語”？怎樣才能實現“話語重建”？他們認為關鍵是要研究和認識中國文論（指中國古代文論）的異質性。這幾個理論命題之間的邏輯關系一目了然。重建”的主張，筆者一直是持保留看法的（當然，對他們執著的學術信念則又是十分尊重的）。不過，對于曹先生所提出的問題，比如：為什么言說了上千年的中國文論話語，會在今天完全失效？為什么它無法參與現當代文學與文論的言說，甚至無法表述自身？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不是在于對中國文論的異質性認識不夠？則又是非常值得重視和認真探討的。當然，按曹先生的看法，從中國文論的異質性入手探究原因也不失為一條思路，但我以為不能僅限于從中西比較的意義來觀照中國文論的異質性，同時還需要考慮中國文論本身的古今異質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后一種異質性甚至是更值得重視的。要說中國古代文論之所以會在今天失效，根本原因也許就如我們上面所說，它作為在古代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語境中形成、完全是面向過去時代的社會現實和文學現實言說的理論形態，在根本性質上它是“古典性”的，而不是“現代性”的，甚至可以說，在它的理論系統中恐怕很難找到能夠與現代社會和現代文學發展要求相通的“現代性”內質。所以我們說，要真正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是很難的。假如要進行這種現代轉換，那么它就應當能夠面對當今的社會現實和文學現實言說，就需要回答當今現代化發展中提出的現實問題，比如精英文學向大眾文學位移的問題，傳媒文藝、網上文學等新式文學形態的發展所帶來的問題，等等。以中國古代文論的觀念和話語，恐怕是很難回答這些問題的。因此我非常贊同朱立元先生的看法：檢驗一種理論、學說是否還有活力、是否存在危機的主要標準，不應局限于與其他理論、學說的話語系統或話語方式相比較，而應將其置放于現實語境中，看其是否適合現實的需要，以及適合的程度如何。中國當代文論的問題或危機不在話語系統內部，不在所謂“失語”，而在同文藝發展現實語境的某些疏離或脫節，即在某種程度上與文藝發展現實不相適應。（注：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我以為無法依*所謂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而只能以中國現當代文論新傳統為基礎，充分吸納中外文論資源中有用的東西，進行綜合創新發展。
如前所說，中國文化、文論傳統，包括古代和現代兩個傳統。然而在一些兩個傳統。然而在一些持“尚古”觀念的學者那里，其學術視野中往往只有古代傳統，而現代傳統則幾乎不屑一顧。分析其原因，也許有三：一是古代傳統積累數千年，而現代則不過百年左右，其所占份量不成比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二是認為近百年來，由于戰火連連或政治風云變幻的外部環境，加上文化傳統斷裂、外來文化沖擊滲透的內在原因，中國現代文化、文論缺少真正的建設，沒有多少成就；或者已有的文化成果也打上了外來文化的深深烙印，國學本色已失，幾無傳統特色之可言，尤其是在中西比較時，似乎構不成可比之一方，因而無須顧及；三是在比較詩學的視野內，西方人只認可古代詩學的對話資格，沒有現代詩學的比較地位，因之我們自己也愧于提及。
盡管如此，要談中國文論的異質性，要涉及當代中國文論的創新建構問題，就不能將現代文論傳統棄之不顧。還是朱立元先生說得好：對于古代和現代這兩個傳統，我們有一個優先選擇或主要選擇的問題。選擇的主要依據首先應著眼于價值尺度，就是從傳統對我們建設、發展、推進當代中國文論的意義和價值關系著眼，哪一個作用更大，更有價值，就應當選擇哪一個；與價值尺度緊密相關的是歷史尺度，就是要看傳統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哪一個更進步、更先進，更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我們當前只能以現當代傳統為建設、發展新文論的重點。（注：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如果我們把整個中國文論傳統比作一棵既已長成的樹，那么，不管前數千年的傳統如何根深干壯，而近百年來的發展畢竟是這棵樹上最新長成的一節，無論這一節由于時代風雨的摧折，還有外來文論的嫁接引種等因素的作用，長得如何不令人滿意，但畢竟是現代轉型發展的成果，內含著現代性的新質，是既成的離我們最近的傳統。我們不可能拋棄這個傳統，不可能截去這一節而另找生長點，而只能在既有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在老樹上發新枝。如果拋棄這種現代傳統，所謂當代建構就更沒有了依托。
總之，要建構當代文論形態的新質，當然不可能完全移植西方文論之“質”，但也不可能回過頭去堅守古代傳統的那種“質”，即古典性之質，而是需要在現實基礎上，在中外古今文論觀念的交往對話基礎上，在各種文論資源的“異質同構”中創新發展生成新質，它應當是一種新的知識形態，是一種具有現代性的新質。至于對古代文論資源的整理、發掘、轉化當然也很重要，但不可能整個文論界、文化界都來搞，而只能是部分學者去進行，對于他們的學術信念、學術勞動與貢獻理應給予充分尊重。而更重要的恐怕還是應當關注現實問題和未來發展，融合中外古今的思想理論資源，實現當代文論的綜合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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