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藝術
（一）佛畫
中國佛畫，創始于三國時的曹不興，他見到康僧會所設佛像，便儀范寫之。到東晉時，其弟子衛協，時稱畫圣，畫有七佛圖。衛協的弟子顧愷之，在瓦官寺壁畫維摩像，時人捐十萬錢爭取一觀。劉宋時有陸探微，梁時有張僧繇。舊時畫法多系平面而無陰陽明暗之分，僧繇創為沒骨皴法，不先以筆墨鉤研而以色渲染。齊時著名佛畫家有曹仲達，隋有展子虔，唐初有尉遲乙僧等。到開元中吳道子集諸家之大成，為古代佛畫第一人，其弟子以盧楞伽為最。中唐德宗時周昉創作水月觀音之體。五代時貫休以畫羅漢知名。其他如王資翰等亦為名家。五代以前繪畫佛教圖畫，都能莊嚴妙好，從形容儀范中體現佛菩薩清凈端嚴，慈悲靜穆的道德品質。宋代以后文人畫興，于是佛教畫分為兩種流派。其一繼承隋唐規矩，不失尺度，如宋李公麟、馬和之，明丁云鵬、仇英、商喜，清禹之鼎、丁觀鵬等；其一則不拘繩墨，以古樸奇譎為高，如宋梁楷，明陳洪綬，清金農、羅聘等是。若就佛法言之，詭譎形態是畫佛菩薩像所不應取法的。
（二）版刻
中國是發明造紙和印刷術最早的國家，公元前一世紀已有紙張出現。二世紀初，蔡倫改進了造紙方法。此后書籍全*人們在紙上抄寫來傳播。到了八世紀前后，又發明了刻版印刷術，幾百部幾千部書可以一次印成，比過去手寫時代，向前踏進了一大步。
寺院和佛教徒們很旱就利用民間新興的刻版印刷術，作為宣傳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塊佛像以外，有時刻些大張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圖為洛陽敬愛寺僧惠確寫的雕刻律疏文，曾說印本共八百紙，可見那時寺院已有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發現的公元868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資雕刻的卷子本《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印書，用紙七張綴合成卷。第一張扉畫釋迦牟尼佛說法圖，刀法遒美，神態肅穆，是一幅接近版畫成熟期的作品。這卷舉世聞名的唐代刻本佛經，已于五十多年前被英國人斯坦因竊去，真令人切齒痛心。
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張成都府卡家印的梵文陀羅尼經，中央刻一小佛經坐蓮座上，外刻梵文經咒，咒文外又圍刻小佛像，這是國內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那時成都是西南文化出版的中心。唐時刻印的書籍，只限于廣大市民階層常用的通俗書和佛教經典，這為兩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術基礎。公元971年（即北宋開寶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經五千余卷，這是一次規模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知名。
公元975年（即北宋開寶八年），吳越國王錢俶倡刻的陀羅尼經（雷峰塔內藏經），是現存最古的浙本，字體工整，和后來杭州刻的小字佛經相似。近年浙江龍泉塔下發現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經殘葉，字體寬博，和南宋官版書相似。可見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區從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術熟練的工人。這就無怪北宋監本多數都是浙本了。
宋時除浙本外，建本（福建建陽刻本）也頗有名。宋、金、元三朝中，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陽（今山西臨汾）是四個文化區，刻印了大量書籍，行銷四方。元代道藏就是在平陽刻成的。其他地區也有一些書坊或私人刊刻了不少大字的小字的佛經和其他書籍，多有精工之品。
明清兩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國性的刻藏中心。北藏、道藏、龍藏以及其他私家刻書，紙墨之精、雕刻之工、裝璜之美，都是前所罕見的。所用的紙張，如棉紙、竹紙、開化紙、毛太紙等新品種也不斷增加。
遠在刻版印刷術大興以前；中國木刻畫就已經出現了。七世紀中葉，唐代玄奘法師以回鋒紙印普賢菩薩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剛經》扉畫，和敦煌發現的許多宗教畫，藝術已漸趨純熟。宋元刻本書的扉頁畫從宗教書籍發展到一般書籍。明代各地書肆刻印了大量佛經，幾乎沒有不附插圖的。
公元1340年（元朝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的無聞和尚《金剛經注解》，卷首靈芝圖和經注都用朱墨兩色套印，這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紀末吳興、杭州、南京等地書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種書籍，絢麗奪目。
刻版印刷是中國特殊的文化藝術之一。各地寺院中保存著不少古代刊刻的具有文物價值的佛經和圖書，這是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理應妥善保存。對于圖書和佛經，首先應當查明是什么年代、什么地方、什么人出資刊刻的；第二是確認裝璜的形式，是卷子式、梵篋式、書冊式。從這兩方面審查其文物價值。具有文物價值應當保存的，便要確定每版的高度、寬度、每行字數，查明函數、冊數、卷數、頁數，注明完整或殘缺情形。即使殘缺不全，并不減損其文物價值。這是應當注意的。
（三）大藏經
大藏經是匯集佛教一切經典成為一部全書的總稱。古時也叫作「一切經」，又略稱「藏經」。其內容主要是由經、律、論三部分組成，又稱為「三藏經」，分別稱為經藏、律藏和論藏。經是佛為指導弟子修行所說的理論；律是佛為他的信徒制定的日常生活所應遵守的規則；論是佛弟子們為闡明經的理論的著述。「藏」有容納收藏的意義。
佛教三藏的分類，起源很早。相傳佛滅不久，他的弟子們為了永久保存佛所說的教法，開始進行了遺教的結集，即通過會議的方式，把佛說的話加以統一固定下來。佛教的經藏是經過幾次結集（編纂）會議才形成的。
在佛教傳世二千五百年間，經典的流傳大體上經過了背誦、書寫、印刷三個時代。印度民族是慣于記憶的。他們最初結集三藏時，只是通過問答的形式，把佛所說的教法編成簡短的語句，以便佛弟子們能夠共同背誦而已。其后才有書寫流傳的作法。
我國現存漢譯大藏經，是自后漢（公元一世紀）以來，直接和間接從印度和西域各國輸入的寫在貝葉（貝多羅樹葉）上的各種佛經原典翻譯過來的。自漢至隋唐，都*寫本流傳。到了晚唐（九世紀時）才有佛經的刻本。現存唐咸通九年（868）王玠所刻的《金剛經》便是世界上一本最古的，并附有美麗版畫的印刷佛經。
由于佛經的翻譯越來越多，晉宋以后就產生了許多經錄，記載歷代佛經譯本的卷數、譯者、重譯和異譯等。在現存許多經錄之中，以唐代智升的《開元釋教錄》最為精詳。該書著錄當時已經流傳的佛經五千零四十八卷，并用梁周嗣興撰的《千字文》編號，每字一函（又稱一帙），每函約收佛經十卷。《千字文》自「天」字至「英」字，共四百八十字，每字一函，合四百八十函。歷代刻藏，相沿不改，使漢文大藏經的規模基本定型。
大藏經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它是佛教及有關文化的一部大叢書。在大藏經里面，保存著現在印度久已失傳的許多佛教經典，也包括了中國學者對于佛教原理所作的創造性的闡釋。大藏經不僅是佛教徒研究佛學的重要典籍，也是一般學者研究古代東方文化非常重要的資料。
此外，在西藏地區,自唐宋以來，由梵文和漢文譯成藏文的經典，也經過整理匯編成為西藏文大藏經。其中佛說的經律稱為「甘珠爾」；佛弟子及祖師的著作稱為「丹珠爾」。自元以至近代分別在西藏的拉薩、日喀則、奈塘，甘肅的卓尼，四川的德格，北京，都有過多次刻本。西藏文大藏經的內容約十分之八是漢文藏經中所沒有的，特別是密教部分。清代還將西藏文佛典譯為蒙文、滿文，刻成蒙文大藏經和滿文大藏經。這種藏經流傳稀少，甚為名貴。
在云南傣族地區流傳著的上座部佛教，其佛經是用巴利文寫的小乘三藏。一般還是用書寫的方式流傳，國內還沒有刻印過巴利文大藏經。
（四）寺塔
中國最古的寺院是洛陽的白馬寺，是佛教最初傳入漢地時，漢明帝為攝摩騰等所創建的，但是現在這座寺院的建筑已經過后代多次重建。關于中國佛教建筑的最早記載，是《后漢書·陶謙傳》所說；「笮融大起浮圖祠，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所謂「上累金盤」，就是用金屬作的剎（剎是梵語「剎多羅」之略，義是土田，印度塔上立竿柱，也叫作「剎」）；所謂「重樓」，就是多層木結構的高樓，這正是后來中國塔的基本式樣。最早的佛寺建筑，是以塔為中軸線上的主體，而僧房散布其四周。后來的寺院，中軸線以殿堂為主體而塔建在附近了。
中國現存的最古佛寺建筑是五臺山的南禪寺（建于公元783年）和佛光寺（建于公元867年）。佛光寺大殿是一座七開間的佛殿。殿中有三十幾尊唐代佛像，梁柱間有唐代題字，壁上有唐代壁畫。可以說，唐代四種藝術集中保存在這里。
其次，河北薊縣獨樂寺有一座結構精美的山門和一座高大的觀音閣（均建于公元984年）。閣中奉有十一面觀音像，高十六公尺。還有河北正定隆興寺（建于公元971年）和山西大同善化寺。隆興寺的主要建筑有大悲閣、左右側樓、轉輪藏殿、戒壇、牟尼殿、大覺六師殿及鍾鼓樓。其中大覺六師殿和鐘鼓樓已經倒塌。大悲閣中供奉著高大的千手觀音像。轉輪藏是現存唯一的十世紀造的可以轉動的大藏經架。牟尼殿中有優美的宋代壁畫。善化寺是十一世紀中到十二世紀中葉建成的，現在還保存著四座主要建筑和五座次要建筑。大同下華嚴寺的薄伽教藏，原來是規模宏大的華嚴寺的藏經殿。殿中四壁保存著遼代制作精巧的藏經櫥，櫥的上部有「天宮樓閣」。
山西趙城縣的霍山廣勝寺，是元代建筑（建于十四世紀），有上寺和下寺兩部分。上寺有一座琉璃塔，是十五世紀建成的。
北京西山碧云寺是明代建筑。寺中殿堂、廊廡的布局，是結合地形，并把泉石樹木組織在內。大殿和菩薩殿保存著明代的精美塑像（現已不存）。寺中有田字形羅漢堂和漢白玉砌成的金剛寶座塔，是清代修建的。寺內有明凈的清池，涓涓的流泉，密茂的松柏。這種布局與浙江杭州的靈隱寺、江西廬山諸大寺院大致相同。
中國南方的寺院，多半依山布局，在建置上、風格上與北方寺院不同。院落雖比較局促，而寺外有茂林、有峰巒，氣象仍顯開闊。如峨眉山麓的報國寺、半山的萬年寺、山頂的接引殿都如此。
在十四五世紀間，中國佛寺建筑上出現一種拱券式的磚結構殿堂，通稱為「無梁殿」，如山西五臺山顯通寺、南京靈谷寺。寶華山隆昌寺中都有此種殿堂建筑。
清代修建的喇嘛寺，以北京雍和宮和承德的「外八廟」為最。雍和宮（建成于公元1735年）中法輪殿的殿脊形成金剛寶座塔的「五塔」形狀。萬福閣與左右兩閣以飛橋相連，閣中供奉十八公尺高的彌勒佛立像。承德的外八廟是公元1713一1870年間陸續建成的，其建筑風格有摹仿新疆維吾爾族形式的，有藏式的，也有漢族形式而帶有西藏風趣的，兼收并蓄，多彩多姿。
以上只敘述現存歷代佛寺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各地還保存著不少宋、明建筑的佛寺，不能一一列舉。在過去，僧眾對于寺院的古建筑不很重視，不知愛護，不少古建筑在維修時被拆改，致使寶貴的文化遺產遭到破壞，這是深為可惜的。
塔與寺幾乎是同時存在的。中國塔的建筑形式豐富多彩。歷史記載中的最大木塔是元魏時建造的洛陽永寧寺塔，高一千尺，百里以外便能望見。可惜這座塔建成不久便被焚毀了。現存最古的塔是公元520年建的河南嵩山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層密檐式磚塔。塔身有用蓮瓣作柱頭和柱基的八角柱，有用獅子作主題的佛龕，有火焰形的券間，形式優美。自此以后，磚塔逐漸增加，木塔逐漸減少。到十世紀以后，新建的木塔已極為稀有了。
唐代以后的磚塔大概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形同木塔，層層相累，這可以叫作「多層塔」；一種是在一個高大的塔身上加多層密檐，這可以叫作「密檐塔」；此外還有單層的僧人墓塔。唐代的塔一般都是四方形的。多層塔是在塔的表面上表現出木結構的柱梁斗拱等，如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公元652年）、薦福寺的小雁塔、香積寺塔（公元681年）、興教寺的玄奘塔（公元669年）等都屬此類。密檐塔一般不用柱梁斗拱等裝飾，而輪廓線條呈現優美，如嵩山永泰寺塔和法王寺塔（八世紀建），云南昆明慧光寺塔和大理崇圣寺塔都是此類。墓塔中以山東長清靈巖寺的惠崇塔（七世紀前半期建）為最典型。此類塔一般是兩層重檐。頂上有磚或石制的剎。只有唐代嵩山會善寺的凈藏塔（公元746年建）是單層八角形的，塔身用磚砌出柱梁斗拱門窗等。
到了十世紀以后，八角形的佛塔成為標準形式。建造方法也改變了過去外部用磚砌成筒形，內部用木樓梯、木樓板的方法，）而是改用各種角度和相互交錯的筒形券，把樓梯、樓板、龕室等砌成一個整體。山東長清靈巖寺的辟支塔，河北正定開元寺的瞭敵塔（公元1055年建）都是此種類型。河南開封六角形的繁塔（公元977年建），開始采用琉璃造的佛像和花紋處理塔面。其后開封佑國寺塔（公元1041一1048年建），俗稱「鐵塔」，即采用二十八種琉璃面磚砌出墻面、門窗、柱梁、斗拱等，塔有十三層。河南濟源延慶寺塔也是同一類型。宋代在長江流域也出現很多八角形塔。杭州靈隱寺大殿前有石雕雙塔（公元960年建），高僅十公尺，而有九層，雕刻成仿木結構的形式。蘇州報恩寺塔。杭州六和塔和保俶塔，都是用磚砌成的仿木結構形式的塔，檐椽部分雜用木料。至清代，這些塔的木檐椽多已朽敗，修理時采用了不同的處理方法。重修后的報恩塔接近于原形；六和塔在塔身外加上一層木結構，極不相稱；保俶塔只保存了塔身，形成了柱形塔。
中國現存的唯一木塔是山西應縣佛宮寺的釋迦塔（公元1056年建），全高六十六公尺，共有五層。河北涿縣雙塔（公元1090年建）是仿應縣木塔建的磚塔。
遼代在河北中部以至遼寧等地出現了八角形的密檐塔，杰出的典型是北京天寧寺塔，這一類型曾被普遍應用。特殊的是福建泉州的雙石塔（十二世紀三四十年代建），全部用石料仿木結構建成。四川宜賓的白塔（公元1102一1109年建）和洛陽白馬寺塔（十二世紀后半期建），都保存唐代四方形密檐塔的風格。自此以后，密檐塔的風格變化繁多，難以盡述了。
元代由于西藏地區的佛教傳入內地，在漢地出現了西藏式覆缽狀塔。北京妙應寺的白塔（公元1271年建），是尼泊爾的工藝師阿尼哥所設計的，山西五臺山塔院寺塔（公元1577年建）和北京北海公園的白塔（1651年建），都繼承了這一類型。
中國現存的佛塔，大部分建于明清時代。在造型上，斗拱塔檐很纖細，環繞塔身如同環帶，輪廓線也與以前不同。太原永祚寺的雙塔，北京玉泉山塔（十八世紀建），便是這時期的多層塔的典型。北京八里莊慈壽寺塔（全元1576年建），是密檐塔的典型。唯有山西趙城縣廣勝寺的飛虹塔是用琉璃面磚裝飾的，八角十二層，高四十公尺以上。北京玉泉山還有一座清代的小型琉璃塔。
明代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塔型，就是仿印度菩提伽耶金剛寶座塔（佛成道的地方）而設計的金剛寶座塔。即在一長方形的高臺上建立五座正方形的密檐塔。云南昆明妙湛寺塔、北京五塔寺塔（公元1473年建）都是這一類。北京香山碧云寺有清代建立的金剛寶座塔，塔臺上于五座密檐塔外加了兩座瓶式塔。北京北郊黃寺，也有金剛寶座塔，那是第三世班禪的墓塔。正中是瓶式塔，四角有四座較小的八角密檐塔，中央塔身雕刻精美。
在我國各地除了佛塔之外，還有一種「文風塔」，或叫作「文峰塔」。那是過去科學時代人們為了祈求本地方的文人能中試及第而建造的。這種塔一般都是仿照佛塔的形式。
1958年在北京西山，開始建造一座佛牙舍利塔，供奉釋迦如來靈牙舍利，1964年落成、塔有十三層，高五十八公尺，采用傳統的密檐形式，而在結構、剎頂方面，都有創新的地方。形式優美，頗為山林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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