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哲學的特征及其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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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世紀的生活有多么豐富，它的哲學思想也就有多么豐富。當我們考察二十世紀哲學時，可能發(fā)現(xiàn)，它在外觀上具有如下的特征：第一，流派紛呈，風格各異。表現(xiàn)之一是多元的思想發(fā)展動力取代了單一的思想發(fā)展線索。我們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哲學演化的思想線索常常是單一的。如英國經驗論哲學可以沿著培根、霍布斯、洛克、貝克萊、休謨的思想發(fā)展線索進行探究；德國古典哲學可以沿著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費爾巴哈的發(fā)展線索進行探究等等。但在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發(fā)展中，思想動力完全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狀態(tài)。如果我們撇開二十世紀的生活背景不說，單是主要思想動力就有以下幾個：馬克思主義、尼采的權力意志理論、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由弗雷格和羅素肇始的分析哲學、克爾凱郭爾的宗教哲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孔德的實證主義、索緒爾的語言學等等。這不光使二十世紀西方哲學展現(xiàn)為豐富多采的哲學流派，甚至同一個哲學家也受到多重思想的影響。表現(xiàn)之二是在學理上分解為興趣迥然各異的哲學思潮。如二十世紀的西方哲學，就其較核心的部分而言，是由以下三大思潮組成的：一是以分析哲學和科學哲學為主線的當代知識論哲學，二是以現(xiàn)象學、存在主義和詮釋學為主線的歐陸人本主義哲學，三是以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哲學流派的結合為主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如果說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注的是西方社會和文化中蘊含的現(xiàn)實問題，以“社會批判理論”作為自己的旗幟的話，那么，分析哲學孜孜不倦地加以考察的則是像“奶酪放在桌子上”、“我的掃帚在屋角里”這樣的表述是否在哲學上是正當?shù)模恢劣诖嬖谥髁x者，如海德格爾雖然對“存在的意義”作了深入的分析，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他一度又是納粹主義的積極支持者。這些迥然各異的哲學興趣顯示出二十世紀西方哲學在內容上巨大的振幅。正如叔本華所說的，哲學就像一個長著許多腦袋的怪物，每個腦袋都說著不同的語言。表現(xiàn)之三是同一思想與諸多不同的哲學流派逐一結合，形成了新的派別。這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如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韋伯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現(xiàn)象學的馬克思主義、新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等，既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強大生命力，又顯示出當代西方哲學發(fā)展的一個新趨向。
第二，此消彼長，演化迅速。表現(xiàn)之一是：一種哲學思潮流行不長時間就被另一種哲學思潮迅速取代。本世紀法國哲學的迅速演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40年代，法國風行的是存在主義哲學，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則是結構主義哲學，從60年代末起，又開始流行后結構主義。表現(xiàn)之二是：同一種哲學思潮由于不斷與新觀念碰撞，從而經常改變自己的形式。在本世紀中國哲學中，當代新儒學的演化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30—40年代，當代新儒學的第一代學人梁漱溟、熊十力等力圖把儒學與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結合起來，在50—60年代，當代新儒學的第二代學人牟宗三等，力圖把儒學與康德哲學貫通起來，在70—80年代，當代新儒學的第三代學人杜維明等，則強調儒學與存在主義哲學、詮釋學、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學說的對話。由此而形成了三代學人在發(fā)揮儒家學說上的不同傾向。表現(xiàn)之三是：一種學說產生后，后人發(fā)揮其中的一個重要的見解，很快又形成一種新的學說。如胡塞爾在本世紀初創(chuàng)立了現(xiàn)象學，他的學生海德格爾隨即運用現(xiàn)象學方法在20年代創(chuàng)立了存在主義哲學。以后，海德格爾的學生伽達默爾又從他老師的“此在詮釋學”得到啟發(fā)，在60年代創(chuàng)立了哲學詮釋學。
第三，融會貫通，取長補短。表現(xiàn)之一是歐洲哲學內部的交融。試以德國、奧地利哲學對法國哲學的滲透為例。拉康哲學被稱為法國的弗洛伊德主義，阿爾都塞哲學被稱為法國的馬克思主義，福柯哲學被稱為法國的尼采主義，德里達哲學被稱為法國的海德格主義等等。表現(xiàn)之二是歐陸哲學與英美哲學的交融。在傳統(tǒng)哲學研究的視野中，人們通常認為，英美哲學注重經驗，大陸哲學注重理性，表現(xiàn)為兩種不同的研究思路，甚至“兩種不同的文化”。但在二十世紀哲學的演化中，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哲學之間的相互滲透也日見頻繁。比如，本世紀初，在英美就產生了以布拉德雷、羅伊斯為代表的新黑格爾主義思潮；法蘭克福學派在二戰(zhàn)期間移居美國，對美國的哲學文化的發(fā)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美國當代思想家喬姆斯基、羅爾斯就受到康德哲學很大的啟發(fā)。反之，英美的分析哲學為大陸的維也納學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美國的實用主義對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的影響更是眾所周知。表現(xiàn)之三是西方哲學思潮與發(fā)展中國家哲學思想的融合。如二十世紀的中國哲學，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馮友蘭、賀麟、金岳霖、熊十力等無一不接受了西方哲學中的一種或數(shù)種學說，然后與自己信奉的中國本位哲學融合，提出了新的哲學見解。
（二）
如果深入地加以反思的話，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二十世紀哲學在其思想發(fā)展的內在邏輯上，也具有以下三個重要的特征：
第一，從近代哲學對認識論、方法論研究的重視轉向當代哲學對本體論研究的重視。眾所周知，在近代哲學的著名代表人物，如笛卡爾、休謨、康德等哲學家那里，思考的中心始終是認識的前提、起源、能力、方法和界限等問題。近代哲學家大多不重視本體論問題，或者對傳統(tǒng)的本體論思想采取非批判的、自然認同的態(tài)度，或者干脆把本體論問題棄置在一邊，不加理會。而當代哲學家則把其主要注意力轉向本體論研究，從而出現(xiàn)了形形色色的本體論學說。如海德格爾的“基本本體論”、薩特的“現(xiàn)象學本體論”、盧卡奇的“社會存在本體論”、古爾德的“社會本體論”、哈特曼的“層次性本體論”、英伽登的“藝術本體論”、奎恩的“本體論承諾”的學說等等。對本體論研究的重視實際上也就是對重建思想基礎的重視。近代哲學思想經過上個世紀的重要思想家克爾凱郭爾、叔本華、馬克思、尼采等人的沖擊，其基礎已經動搖，本世紀現(xiàn)實生活中出現(xiàn)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的問題也亟需哲學家們從新的思想基礎出發(fā)進行解釋。正是這些情況造成了本體論研究在當代哲學中的復興。
第二，從近代哲學的“心物二元論”轉向當代哲學對一元性的哲學起點的探尋。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在近代哲學的發(fā)展中始終占據(jù)著支配性的地位。這種理論既使哲學顯得支離破碎，無法統(tǒng)一在嚴密的體系之中，也使一些“心”“物”交融的現(xiàn)象得不到合理的解釋。仿佛哲學家們在私下里簽訂了秘密協(xié)定似的，這種二元論在當代哲學中突然受到了普遍的挑戰(zhàn)。當代哲學家們提出了許多新概念，如胡塞爾的“現(xiàn)象”概念、柏格森的“生命”概念、詹姆士的“經驗”概念、海德格爾的“存在”概念、懷特海的“過程”概念等等，它們都旨在揚棄這種二元論，為建立一以貫之的、嚴密的哲學體系提供新的出發(fā)點。這種對一元性哲學起點的尋求，即對哲學的阿基米德點的尋求，大大地深化了當代哲學研究的主題。
第三，從近代哲學對意識的倚重轉向當代哲學對語言和符號的重視。近代哲學在探討意識現(xiàn)象時，總是習慣于把人的意識活動與語言表達分離開來，沒有深入探究語言、符號在哲學思考中的基礎性的作用。如培根提出的“四假相說”雖然注意到了語言的某些重要的特征，但他的論述并未引起同時代的或以后的哲學家們的充分重視。與近代哲學不同，當代哲學則把自己的研究重心轉移到語言和符號上，卡西爾的《符號形式的哲學》顯示出符號，特別是語言符號在哲學研究中的極端重要性。英美哲學家，特別是分析哲學家們把許多傳統(tǒng)的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的誤用，一旦語言的誤用被糾正了，哲學上的許多假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晚期維特根斯坦主張，語詞的意義是在語言游戲的上下文中被確定的；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揭示出語言功能的新的維度；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則展示出語言的結構特征。大陸哲學家海德格爾把語言看作是存在的寓所；哈貝馬斯從交往理論出發(fā)，對語用學作出了新的研究；福柯把尼采的權力理論與話語聯(lián)系起來；德里達則以其符號學和語言學的理論批判并超越了胡塞爾現(xiàn)象學的意識理論。所有這些都大大地超越了近代哲學的視域，把哲學思考的深度推進到一個新的層面上。
（三）
在考察了二十世紀哲學在外觀上和內在思想發(fā)展邏輯上的基本特征以后，現(xiàn)在有必要進一步分析一下它在世紀之交的新的發(fā)展趨向。我們認為，二十世紀哲學是富于活力的，涉及面也是很寬的，在其發(fā)展中必然會顯示出各種各樣的可能性，而以下三種可能性是具有優(yōu)先權的。
第一，康德比較重視的“實踐理性”哲學，即政治哲學、法哲學、道德哲學和宗教哲學將上升為二十一世紀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這一發(fā)展趨向在當代美國哲學的發(fā)展中已見端倪。羅爾斯、麥金太爾、諾齊克、桑德爾等人的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著作之所以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反響，正是這種趨向使然。因為西方社會的發(fā)展已進入后工業(yè)時代，在這一時代中出現(xiàn)的許多新問題都是啟蒙時代以來的“實踐理性”的規(guī)范所無法解決的。這就必然使批評啟蒙時代的思想、建立“實踐理性”的當代規(guī)范成為世紀末的哲學研究中的一種時尚。對于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是對于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這方面的研究也必然趨熱，因為無論從政治體制的改革，還是從文化的建設來看，都需要從政治哲學、法哲學、道德哲學和宗教哲學中汲取合理的東西。
第二，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也將上升為二十一世紀哲學研究的焦點。由于科學技術的迅猛發(fā)展，一系列重大問題，如人工智能、知識經濟、安樂死、試管嬰兒、無性繁殖、信息處理、可持續(xù)發(fā)展等，都涉及到人類生活的根本意義和價值取向，它們都將進入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的視野之中。毋庸諱言，這方面的研究也必然會引起哲學家們對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關系的新的思考及對“終極關懷”問題的新的探索。
第三，隨著全球化趨向的加強和人類面臨的共同的生存問題的凸現(xiàn)，以全世界的生存狀況和全人類的生存意義為研究對象的世界哲學將應運而生，成為人類選擇自己的生存模式的重要指導思想。當然，與這種大趨勢互相補充的是，哲學文化發(fā)展的區(qū)域化特征也會表現(xiàn)出來。正是在全球化和區(qū)域化相互摩蕩的過程中，哲學研究將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價值形態(tài)。然而，無論如何，人類在生存中共同面臨的重大問題必將上升為新世紀哲學中的基本問題。總之，二十一世紀將為哲學思考展示一個更寬廣的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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