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有一個疑問：在分工里，是否可以將“環境記者”單拎出來，成為記者職業的一個分支？ 假如真的可以分出環境記者一類的話，我必須承認我從來都不是一個環境記者。從我任職的幾家媒體內部實行的“記者分口”制來講，在我的二十多年的記者生涯里，從來都沒有被分配了專門去跑過“環保口”，但是奇怪的是我每每總是要“撞上”環境新聞，而且每一次的環境問題的報道總是給我帶來好運氣。現在想來，可能是因為我個高腿長，閑得沒事就往別人的口子里插一足，沾了很多“環境”的光。 讀懂河流讀懂大地 我第一篇嚴格意義上的環境新聞是1993年發表于《新疆日報》的《塔里木河枯萎了》。那時的我是《新疆日報》記者，一次偶然的采訪讓我看到了塔里木河，我驚奇于自己從中學課本里認識的中國最長的內陸河為什么像一條小泥溝，于是就天真而輕率地發問：“這真的就是塔里木河？它為什么變成了這個樣子？” 后來我才發現，我的后一個問題復雜而難以回答。對此，僅僅發出一篇報道是遠遠不夠的。 上個世紀90年代初，環境問題遠沒有像現在這樣能引進社會和媒體的普遍關注。當記者追尋一個環境問題時，可能遠沒有寫一篇成就報道受重視。大概是中國最大的流動沙漠里騰轉扭動、蛇一樣艱難爬行的塔里木河的某種宿命似的東西打動了我，我在1993到1996年的4年間持續關注，并組織了一個攝制組從塔河源頭喀喇昆侖山口到尾閭羅布泊，從空中到地下進行了全方位采訪。 這次報道對我影響巨大。我走近一條河，了解了一條河幾千年的苦難與變遷，閱讀了一本河流與人類文明的大書。 我看到了塔河尾閭上羅布人的生存狀態，我覺得他們就是一些“系”在塔里木河的尾巴上的人。塔里木河流到哪里，他們就生活在哪里：塔里木河是一條沒有堤岸的河、一匹脫韁的野馬，在沙漠里擺徙翻騰，羅布人就拽“馬尾”四處流浪。一位羅布老人在短短幾十年里經歷了環境的巨大變遷，從打漁人變成了牧羊者，因為河干了他無魚可漁；而后他又不得不學習如何做農民。 一條流浪的河，一族流浪的人。 塔里木河和羅布人的生存狀態在世界人類史上也是少有的。它活生生地呈現了人類與人類文明對河流的依賴、無奈與順從，以及人類和人類文明對于河流和自然的影響與顛覆。塔里木河真的是一本人與環境的教科書，沒有哪條河像這條沙漠河一樣存在著生與死的尖銳對立，進一步是生，退一步是死，一邊是河水，河岸上站立著高大的沙山；也沒有哪個地方如此依賴一條河。在幾乎沒有任何降水而蒸發卻達到極致的地方，塔里木河所到之處，生命就可以存活，人類就可以繁衍。 此后，我發出了一系列報道，有探索兩千多年前樓蘭文明神秘消失的《發現樓蘭一百年》，有寫絲綢之路上東方與西方的古代文明如何交流的《小河墓地驚世再現》，有寫現實的人進沙退、沙進人退的《沙臨城下》《絕域生和田》等，歷史、現實、文明的衰落與興替。許多題材早已超出了“環境”范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不能算環境報道，但每一篇里都有一個隱約的背景：自然、環境與人。 其實，在我寫塔里木河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河”的問題在中國已經和將要成為一個普遍問題，大的如黃河、長江、淮河，小到不知名的小溪，上游截流、下游干涸；過度開發與污染；流域分割與水資源低效使用等等。雖然每條河可能問題不同、受損程度不同，但在根本上都是一樣的，就是人和河的相處嚴重失衡。 長江教我認識秩序和尊嚴 2002年《南方周末》要做一組有關長江三峽的報道，我作為先行記者到三峽進行先期采訪，任務是為整組報道尋找思想和寫作基調。 記得有一天清晨在涪陵的長江邊，我看到了烏江和長江的匯流。那是多么大的兩股水啊！一股是渾黃的，那是長江；一股是深藍的，那是烏江。兩股水在相遇的一瞬間，便渾然一體分不清彼此，再也找不到烏江水的深藍，一條大江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塔里木河。相比長江和烏江，塔里木河是一條孤獨的河，在它的流程里，沒有其它支流匯入，當它從冰山上走下來的時候，它就從海拔8000米的高度一下跌落到只有1000米的塔里木盆地的狂沙中，它還沒有來得及伸展和生長，就遭遇了被沙漠吸干的命運。 我突然產生出一種對塔里木河前所未有的認識，我突然覺得塔里木河就像是一個命運多舛的英雄，一生多難，一生坎坷，一生搏擊，最終還是被沙漠吞噬。但是，就在塔河走向失敗的流程中卻在號稱死亡之海的沙漠中創造了偉大的生命奇觀。 我發現每條河都有自己的命運和性格，它們其實就像人一樣，有自己的一生，在它們向大海走去的一生中會遇到種種挫折和艱難，這就是大自然的秩序，這種秩序是高高在上的不可輕易冒犯的。人，只是這個大秩序里的一個小因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