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務院批準重慶、成都為城鄉綜合改革試驗區，有關方案正在制定與實施中，表明國家正擬通過改革試驗，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城鄉二元結構從古就有，但是計劃經濟時代把它制度化了，這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比如清朝中葉以后，山東、河北一帶的人拖兒帶女去東北闖關東，當時城鄉二元結構雖存在，但沒有體制化，闖關東的人可以在農村買地，賺了錢再到城里作生意，可以把親戚朋友召去。東北就這樣發展了。當時沒有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化，城市的人可以到農村，農村的人可以到城市。后來，計劃經濟把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化了，農民要進城打工，需要證件，不然就叫“三無人員”，要被遣送回鄉。城鄉二元結構阻礙了城鄉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城里的小孩子受義務教育，校舍是國家財政撥款建的，教員的工資是國家發的。農村孩子受義務教育，校舍是農民自己出錢蓋的，教員是農民自己出錢聘的。同樣是國家公民，同樣受義務教育，待遇就是不一樣。受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業機會的不平等，就業的不平等形成收入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形成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又引起下一代的不平等。這種情況不符合以人為本的思想，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所以中央提出要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這次重慶、成都搞城鄉綜合改革試點，目的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為改變農村社會經濟狀況，做了大量努力。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5年的3255元，年均增長7％左右，總體上保持了持續較快增長速度。農村非農產業和外出打工收入日益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部分。從工資性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看，1998年超過50％，近年來已穩定在60％左右。近些年來，農村人口社會性流動大量增加，根據《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2006年），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2億人左右，加上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總數已有2億人，超過農村人口的1／5。農民進城打工，增加了收入，學到了知識和技能，不少成為大型企業的骨干和產業工人，如青島港所做的那樣。還有不少農民工返回家鄉，帶回資金和技術，又推動了家鄉建設。2006年，中國延續了2600年的“皇糧國稅”宣告終結，國家與農民關系發生顯著變化，實現了對農民由“汲取”到“給予”的轉折。農村稅費改革不僅涉及生產關系的改革，而且涉及上層建筑的變革，成為我國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切入點、突破口。

　　但是，多年來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城鄉差別不是一下就能解決的。目前，城鄉收入差距仍呈擴大趨勢。城鄉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務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看病難、醫療保障水平低、上學難、行路難、飲水不安全、供水難、環境污染難治理等。要統籌城鄉發展，進一步解決城鄉二元結構，中央領導同志多次提出，還必須從以下4個方面努力：

　　一是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和政策，加強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國家收入分配要向農業傾斜，通過稅收政策、財政轉移支付等，加強對農業、農村的支持。

　　二是農業和農村自身要加快發展，推進城鎮化。要繼續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加快科技進步，全面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高農業素質和效益。

　　三是城市發展要和農村發展相協調，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要把更多的財力等社會資源用于農村，更好地為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增收創造條件。

　　四是統籌推進城鄉改革，消除體制性障礙。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就業制度、戶籍管理制度、義務教育制度和稅收制度等，逐步形成有利于城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體制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