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游走于農村和城市的“兩棲候鳥”，面對繁華都市林立的高樓，他們有著難以言表的復雜情緒：向往真正的城市生活；而城市中，卻總有著或明或暗的藩籬將他們隔離。 是什么讓他們步履艱難？無疑，剖析這個在城鄉統籌中最為關鍵的群體，有助于我們深刻了解城鄉統籌試驗中存在的種種難題。 同工不同酬 “干的活一點不比別人少，但報酬卻少得多！”張珍珍，一位曾經工作于一家事業單位的清潔工，這樣描述她的遭遇，同樣的崗位，正式工工資比她高出一倍有余。 來自重慶市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重慶農民工月平均收入為736元，年平均收入8269元。在與城鎮職工的比較中，農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少了301元，年平均收入則少了4171元。其中，有8.6%的農民工月收入在300元及以下；月收入在301-600元之間的最多，占40.0%。 低廉的工資，一個直接的后果就是農民工“拿多少錢，干多少活”。一位來自巴南區農村的保安就毫不避諱地表示，只要沒遇到單位檢查，他對所有進出單位的人員都是“一路綠燈”。他的解釋是：就拿那么點錢，犯不著給自己多找事。 同工不同酬，導致了農民工對城市的工作失去向心力。2005年，沙坪壩區回龍壩鎮僅紡織行業缺員就達2800人左右，涪陵區榨菜行業春節后缺少青年女工1000人以上。據不完全統計，那一年，重慶市民工荒、技工荒缺口接近10萬人。 看似簡單的同工不同酬，背后卻有明確的責任指向，那就是在中國傳統中一直存在的城鄉分割。1958年通過的《戶口登記條例》，將這種世界罕見的戶籍嚴管制度推向了頂峰。 中國戶籍制度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將各種權利和福利，在城鄉居民之間，做出了一種過于明顯的傾向性配置。這些政策均是以保證城市居民充分就業以及各種福利為核心。同工不同酬顯然只是這種特殊制度下的冰山一角。 然而在城鄉收入和福利差距巨大的條件下，戶籍制度若立即取消，人口的大量涌入勢必造成城市的混亂。重慶顯然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在全國城鎮養老體系尚未建立的15年前，重慶就開始試點由商業保險機構為被征地農民提供養老保險保障。目前，已為13.69萬被征地農民提供每月養老金發放和賬戶管理服務。而這一群人，恰恰是農民工中最為弱勢的群體。 “政府調控、保險經辦、市場運作”的基本特點，被稱為商業保險成功參與社會保障體系構建的“重慶模式”。相關人士稱，此舉顯示，重慶正在相對降低城市戶口的“含金量”，以便進行溫和的戶籍制度改革。 看不見的門檻 資料顯示，目前在重慶的農民工群體中，從事工業、建筑業、服務業的分別占24.6%、20.4%、33.2%。這份資料以最直觀的數字表明：農民工所從事的行業，大多技術要求較低。 按照勞動附加值體系標準，他們似乎本就應該屬于這個薪金層。沒有一技之長，缺乏基本的職業技能，就只得從事低層次體力勞動，這成為解讀農民工待遇低的一大緣由。 然而，重慶市統計局的調查卻給出了不一樣的結論。根據調查，農民工之所以沒有參加職業技能培訓，除了觀念意識差外，經濟困難、培訓費用過高是主要原因。 培訓費用究竟高到什么程度？調查顯示，農民工參加職業技能培訓的平均費用為2216元。換言之，一個農民工要以超過年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一，來進行一場或許3個月都不到的職業技能培訓。 這僅僅是按平均收入水平計算，若是以收入最低的那部分農民工收入計算，那么他們一年的收入都難以支付這份昂貴的培訓費用。 高昂的職業技能培訓費用，讓占總數超過30.6%的想參加培訓的農民工望而卻步。而另外10.2%的農民工，因為信息的缺乏，甚至不知道哪里能參加職業技能培訓。 城市里或明或暗的“門檻”，最終導致這個群體中72.4%的人沒有參加過職業技能培訓，70.2%的人沒有任何專業技術。正是這些看不見的“門檻”，迫使他們只是視城市工作為“淘金之旅”，盡管，他們并不曾從城市里真正淘到黃金。 走進城市的農民工，或許將腳下的草鞋換成了皮鞋，但“換腦”的過程顯然比換鞋來得艱難。農村的生活、農村的教育，令農民工骨子里的小農意識根深蒂固。 這樣的現實，用以下的數字更能得到直觀的印證：在重慶，仍有高達40.1%的農民工認為“反正是憑體力掙錢，沒必要參加職業技能培訓”。思維習慣和心理狀態的局限，致使農民工即使身在城市，觀念仍是農村的。 最后的夢想 從農村走出來的農民工，有著驚人的韌性。窘迫的生存條件，難以實現的個人價值，他們都可以咬牙堅持。然而，當面對下一代時，他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被觸動了。 54歲的老何來自大足縣，是一家單位的司機。已過天命之年的老何體重僅有80來斤，每天的工作必須熬夜到凌晨兩三點。老何所有的堅持，都來自于3個兒女，先后供完老大老二完成學業，最小的女兒今年正面臨高考。 談及女兒，老何一臉愧疚。城里高昂的擇校費，讓在重慶工作了幾十年的老何，一直無力將女兒接到城里讀書。因為家鄉教育水平有限，本來學習非�？炭嗟呐畠�，最終只考取了江津衛校。 “誤了閨女啊�！敝琅畠悍謹岛蟮睦虾畏磸蛧Z叨著同一句話。老何的痛苦也是整個農民工普遍的痛苦。因為戶籍問題，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成本，比城市人口高了一倍至幾百倍不等。據記者對主城區各中小學的不完全統計，擇校費最低的200元每學期，最高的需要一次性付出四五萬元，這還是建立在成績尚可的基礎之上。 重慶市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在一份針對500名農民工的調查中，其年齡在7—16歲的子女入學率僅為90%。從沒上學的原因看，有近一半的農民工子女是因為家里沒錢無法上學，有3.4%的農民工子女是因為家里事情忙不過來或找不到合適的學校而沒上學。 即使在子女能夠上學的農民工中，認為子女受教育情況一般或不滿意的農民工，也分別達到了41%和15.4%。這意味著，高達56.4%的農民工認為子女即使入了學，也不能達到他們的期望值。 來自重慶市教委的資料則顯示，到2006年，重慶市主城九區只明確了85所中小學，主要承擔接收進城務工農民子女就學的任務。值得注意的是，這85所中小學只是“主要”承擔接收農民工子女就學，而非“全部”。 在經濟利益的內在驅動下，農民工子弟校即使這一“主要”功能實現，距離最初的政策構想，也有著一定的差距。 在子女身上，農民工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他們渴望通過自身的鋪墊，成就子女真正融入城市的夢想。 教育公平，對緩解城鄉二元矛盾的暗示性影響超越一般意義上的政策改良。重慶在這方面，已經走在了全國的前列。早在2005年4月，重慶市教委即出臺政策，讓進城務工農民子女享受到國家“兩免一補”待遇。 今年5月，重慶再次探索“教育券”轉移支付模式。凡是在區縣教委統一安排的學校就讀的農民工子女，一律與城市學生一樣享受同等就學繳費政策，且不收借讀費。其他學校就讀的農民工子女，借讀費要低于規定標準。家庭困難的農民工子女，可酌情減收甚至免收借讀費。 記者手記 跨越無形的鴻溝 總有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橫亙在城鄉之間。 從“盲流”到“民工”再到“農民工”，進城務工的農民兄弟其稱謂，經歷了一個漸進的升級過程。但是，與稱謂相稱的是，城市里那道看得見看不見的政策藩籬，也面臨著迅速拆除的緊迫現實。 “兩棲候鳥”式的農民工，生活在城市的底層，重復著游走于城鄉之間的迷茫狀態。 如何不讓他們“兩棲”？在重慶這樣一個特殊的市情下，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打破城鄉戶籍限制，讓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同等的就業、醫療衛生、教育等一切公共權利，成了解決問題的根本。 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建立，必須將農民工納入整個城市運轉體系的一部分，把他們當作工人的一部分看待，讓他們加入工會或成立其自身的工會組織。這是有效維護農民工自身權益，改變其弱勢地位的關鍵。 欠薪導致農民工對整個城市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因此，規范勞動力市場上的雇傭關系，成為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核心要素。這取決于勞資雙方簽訂正規、有效的合同，充當裁判角色的政府部門，更要將抽查監督納入日常工作范疇。 調查表明，12.9%的農民工希望加大對農民工外出務工的組織力度，41.8%的農民工認為在城市生存，最大的困難和障礙是缺乏專業技術，另有26.1%的農民工認為最大的困難和障礙是找不到工作。對此，提供及時準確的務工信息，使他們外出時付出較少的務工成本，應該成為政府和有關部門的一項具體任務。 看病就醫難和子女就學難，是農民工心中永遠的隱痛。從目前的情況看，擴大社區醫療范圍，并擇機將農民工納入醫療保險的范疇，顯得尤為迫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