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各種指數頗多。“法治余杭”評估組邀請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庭、浙江大學教授錢弘道，探討余杭法治指數的出臺。評估組將借鑒香港的經驗，對余杭法治水平作出評價。據悉，余杭法治指數預計5月至6月出爐。法治指數的推出在內地尚屬首次。

　　“法治指數”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各界對此態度不一，爭論迭出。

    正方觀點

　　□余杭“法治指數”的出爐，不僅在余杭在全國也尚屬首次，實現了中國法治水平量化評估標準零的突破。中國第一個“法治指數”的橫空出世，對推進法治進步作出了一大貢獻，其勢必于認知機制層面對各地法治建設產生深刻而重大的影響。

　　□余杭“法治指數”的出爐，實現了中國當下法治水平評估由定性評估向定量評估的嬗變，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質的飛躍。

　　□余杭“法治指數”的一個看點是僭越了法治水平評估“自己給自己打分”、“官評”，政府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窠臼，一舉實現了政府法治水平由第三方評估，這一點殊為不易，堪稱政治文明的進步。

　　□在中國這樣一個主要依靠行政主導的發展中國家，推行法治與發展經濟一樣，需要來自政府方面的強大動力。包括法治指標在內的較為全面的政績考核標準恰恰能夠提供這樣的動力。如果在我們現行的經濟指標、社會指標、人文指標和環境指標等基礎之上再增加一個法治指標，那么，各級政府和官員就不會唯經濟指標馬首是瞻，而必須顧及包括法治在內的其他指標，推行法治才能夠成為各級官員的理性選擇。

    反方觀點

　　□像“法治指數”這種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指標體系，其核心價值就在于獨立性―――從倡議者到主導者再到評估者、審核者，都必須是“利益非相關”的第三方個人或者組織。但事實上，我們注意到，“法治余杭”活動從發起到推進，步步都少不了當地政府的幕后推手。如此這般，不能不讓人對余杭“法治指數”的制定與落地，心存疑慮。

　　□“法治指數”作為一個精準的實證調研數據，應該是在一個法治基本比較完善而且法治正常運轉的語境下，對于法治可能存在的具體問題和偏差進行“數據糾偏”。而事實上，對于身邊“非法治事件”泛濫的我們來說，太過奢侈的“法治指數”更像一件華而不實的盛裝。

　　□法治指數是“舶來品”，具體如何使用涉及一個本土化的問題。鑒于當前的特定語境，公眾對法治指數有“南橘北枳”的憂慮，也在情理之中。

　　要使法治指數能真正在國內健康成長，必須為它培植出合適的成長土壤。唯有如此，才不至于“南橘”而“北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

   編輯手記：

　　“法治指數”由提出到引起社會爭議，已經成為一種現象。身處法治縱深地帶的我們，對待由法治實踐所引起的種種爭論，應該抱有一種積極地參與、理性地思考的風度。

　　從本次爭鳴的情況看，論者之理性、之寬容足以令人寬慰。大家平心靜氣地共同探討同一話題，這正是我們所期盼的一個健康有序的市民社會所應達到的交流境界。

　　法治指數，從世界來看固然不是什么新鮮事物，但其要落地生根中國本土，在中國這樣一個行政主導的國家，首先要面對的便是公眾對其公信力的質疑；其次，從以往的各種實際情況來看，人們也有足夠的理由來懷疑，法治指數會不會是一件華而不實的法治盛裝？

　　這些疑問的冰釋，需要組織者用實際行動和實際效果來證明。我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