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西省芮城縣人民法院和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得到證實，芮城縣法院法官楊君身患尿毒癥，無錢救治。他的妻子董虹是一名下崗職工，帶著兩個兒女，家境窘迫。芮城縣法院院長雖號召全院干警捐款，但終歸是杯水車薪。無奈之下，這個法官妻子在中國法院網上向社會求助。

　　董虹在網上的求助信中說，“我丈夫楊君，今年四十歲，山西省芮城縣大王鎮觀后人。1984年10月入伍，1986年至1987年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受到多次嘉獎，并榮立三等功；1992年調入芮城縣人民法院工作至今。他長期堅持在條件艱苦的基層人民法庭工作。2003年他因積勞成疾，暈倒在下鄉辦案途中，在院領導的勸說下才住院接受診治，醫院診斷為腎性高血壓，腎功能嚴重缺失。因之前為給我公公治療腦血管病已經使我們負債三萬多元，一家四口僅靠楊君每月的幾百元工資維持生活，家庭經濟十分困難，他堅持要一邊工作一邊進行保守治療。”

　　“2007年10月他多次暈倒，在院領導一再勸說下，才到北京求治。后經專家診斷，已經患尿毒癥，必須盡快做腎臟移植手術，醫療費用約需要四十余萬元。”

　　據了解，楊君每月的工資只有800元，他的工資養活全家四口人。芮城縣因財力原因并不能兌現公務員工資水平，如果兌現，楊君每月可增加1000元。

　　楊君的妻子在求助帖子上說，“芮城縣法院領導得知楊君的病情診斷結果后，立即發動全體干警募捐了7000余元；曾與他赴滇作戰的120名芮城籍戰友聞訊，立即捐助了17000余元；芮城的各界愛心人士、企業家也紛紛解囊相救，捐助了4000余元。然而，這些愛心捐助款只能維持他兩個月的住院費用，巨額的手術治療費用一直沒有著落，手術措施不得不一拖再拖，病情也在日復一日地加重著。我作為他的妻子心急如焚，但又十分無助，所以帶著一家三口對全社會愛心的期盼，在這里來尋求幫助。”(記者郭建珍)

　　法官有難不能只靠愛心救助

　　凌鋒

　　“救救一名法官，也救救全社會對法官公正司法的信心。”法官楊君的妻子看似個體化的呼喊，卻也引發了人們的思考。

　　誠然，無論任何時代與國家，生活困難都不應成為危及法律信仰與戕害裁判權力的借口。但是，拋開這則新聞所具有的個性特征，我們依然不能回避一個由來已久的話題：法官待遇。

　　在依法治國時代背景下，法律的作用不用贅言。然而，法治維護公平正義的落實還必須通過法律職業群體的執法勞動來具體實現，這其中法官的位置為核心之核心。作為一種特殊的職業，法官行使國家審判權，是各類糾紛的裁判者，是社會正義的最終維護者。法官職業對法官個體各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要求法官為之公而忘私地付出，而這些理應與職業待遇有更好的結合才對。

　　就目前的有關政策來看。雖然我國法官法早就規定了“法官的工資制度和工資標準根據審判工作的特點，由國家規定”，但實踐中法官的工資標準仍一直是參照公務員體系執行，未見法官待遇因法官法所規定“審判工作特點”而出現明顯區別于公務員的大眾化待遇。

　　即使不一分一毫地查閱全國法官工資的多少，就是從媒體各種有關法官、檢察官斷層的報道來看，法官，特別是不發達地區法官流失問題的重要因素就是待遇過低，對于此問題本報作過持續深度的報道，用媒體的話來說就是“經濟待遇偏低是法官們羞于啟齒但又不得不說的隱痛”。

　　對于這種情況，誰都無法只用道德上的崇高來要求與我們一樣食人間煙火的法官們。

　　在今年的兩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表示，法院不是門檻太高，而是待遇太低。同樣是法學畢業，當教授是當法官工資的兩到三倍，而當律師則更多。要達到職業公認的保障標準，才能穩定法官這個群體。

　　結合新聞來看，縱使楊君的個案無法排除整個社會保障機制不完善等原因，但是，法官待遇的提高至少能在量上減緩他的債務危機。更何況法官待遇問題牽扯到的遠遠不是某個法官。因此，有關方面應該真正考慮并拿出具體的方案來解決法官待遇與其工作不相稱、法官待遇地區不平衡等諸多問題，使“排骨工資”不再成為法官待遇的形容。畢竟法官有難不能只靠愛心救助，畢竟這個職業群體離裁判公平正義的場所最近。

　　對司法人員的待遇薪酬加大傾斜力度，是建立法治社會所必須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