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際儒學聯合會和上海師范大學共同主辦的“2007年國際儒學高峰論壇”近日在上海舉行,50多位海內外學者圍繞“儒學與中華民族精神”這一主題展開多方面討論。

        與會者關注儒學在中華民族精神中的實際影響,以及從儒學中發掘培育當代民族精神的合理因素。有學者認為,儒學的內涵主要是基于心性取向的三個方面的統一,即“一多不分”的天下觀、通變的互系思維、“和而不同”與“天人合一”的價值追求,這構成了中國政治思想邏輯的基礎,從而對民族精神產生重大影響。有學者將儒學的“仁”(以人為本)、“和”(以和為貴)、“禮”(以禮為序)、“用”(經世致用)四個方面看作是一個整體,主張以此作為當代民族精神的基礎。還有學者認為中華民族精神有其動態的形上內核,這個內核包括三個向度,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和與時俱進。

        與會者還就政治、道德方面儒學與民族精神的關系進行討論。有的通過分析儒家對齊法家和晉法家的不同評價以及兩漢尤其漢初對于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反省,指出以整個中國歷史為參照系,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質上是以儒家價值理性來糾正法家工具理性,這對于建設法治社會具有啟示意義。有的分析了古代中國的民本思想,認為即使受到專制制度的束縛,民本思想本身的合理性依然值得今天吸取,將儒學民本思想和現代民主制度結合起來是可能的。有學者指出,由于盎格魯-美利堅政治文化的弊端及其全球力量的下降,儒家和道家的觀念將對21世紀新的國際政治文化產生重要影響。

        與會者還認為儒學在歷史上對民族精神發生深刻影響,是與不斷對儒學經典作出新詮釋相聯系的;儒學在現今要成為當代中華民族精神的資源,也需要對其經典進行再研究。有學者通過對《春秋》三傳的研究,指出人們對于孟子所說“《詩》亡而后《春秋》作”有誤解,其實是“‘禮’亡而后《春秋》作”;方旭東(上海師范大學)認為所謂“《近思錄》四子之階梯”的四子不是指《四書》而是指周張二程,《近思錄》編纂并非以朱熹為主,而是朱熹和呂祖謙互相妥協的結果。還有學者對《論語》中“高宗三年諒陰不言”作了考證,指出此話的流行是政治事務的需要使然。另外,還有學者試圖結合中國哲學的歷史發展,通過與西方哲學發展的對照,提出以易為本體構建新的哲學體系。

        儒學要真正成為當代中華民族精神的構成性因素,還必須經過有效的教育途徑影響整個社會。因此,不少學者關注通過有效的教育途徑實現儒學價值。有學者認為,在思想性與通俗性統一的基礎上,大眾媒體和學校教育雙管齊下,是普及儒學的基本途徑,尤其要發揮學校教育的作用。有學者以儒學的“大學之道”來映照當代大學教育的缺失。他們強調通過教育來落實儒學精神與普世倫理,提出以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宗教教育四方面統一來推動儒學對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