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相對低廉的價格優勢曾是我國經濟十幾年持續高速發展的重要動因，但是近年來，隨著東南亞諸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低工資優勢不再，而由此引發的問題也逐漸顯露出來。那么——　低工資：“餡餅”還是“陷阱”

　　近日，國資委下發通知，將全面調查國企工資增長情況，重點調查國企中工資增速低、工資額低于平均值等情況。又據報載，前不久，上海的一項4000人入戶調查表明，僅有1％的人愿做工人。這兩則看似互不關聯的消息，一時成為熱門話題。但不管怎么說，這對一個雄心勃勃打造“制造大國”的國家來說，多少顯得有些尷尬。

　　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各種觀點中，有人認為是“官本位”傳統觀念的影響；有人認為是社會分化，職業階層日漸復雜多樣的反映；有人則認為在發展過程的博弈中，工人的利益沒有被充分保護，才是問題的根本。而低工資，就是普通職工權利缺失的集中體現。所謂“官本位”觀念云云，是對公眾理性智商的矮化。說到底，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觀念問題，而是一個改革進程中的核心問題：利益分配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我國社會經濟得到了持續高速發展，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價格相對低廉的優勢，是這一發展的直接動因。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勞動者工資水平上升過慢，與經濟增長速度不相協調的狀況終于得到了應有的重視。但與此同時，仍有不少人津津樂道于我國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那么，低工資到底是我們的自然優勢還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陷阱呢？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宋曉梧介紹說，十幾年來，我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別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這一比重雖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間。與之相對的一個可比數據是，美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近年來一直穩定在50%左右。也就是說，在我國GDP高速增長的時期，工資總額和所占份額卻在下降。

　　在西方世界，當經濟學家們關于員工利益與企業經營效益掛鉤的“分享工資理論”成為主流時，在中國，很多人對工資的認識還停留在亞當·斯密所論述的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實行“生存工資”的階段，也就是工資保持在維持生存的水平上。一些地方政府更是千方百計壓低職工工資，作為招商引資的條件，這在實際上傷害了職工群眾的利益。不僅如此，而且從長遠發展來看，“低工資”經濟陷阱的態勢已開始暴露出來。

　　首先，“低工資”優勢可能吸引來的是落后產業、垃圾產業，阻礙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不可否認，勞動力價格超低對外資有很大吸引力。但是，這樣的吸引使勞動者得不到足量的國際平均水平的工資，必然失去許多技術培訓的機會，無力進行自身人力資本的再投資，導致技術落后，產品國際競爭力滑坡，或者只能把國外高污染、高能耗的淘汰工廠吸引進來，成為低附加值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制造中心。長此以往，“垃圾產業”在中國形成規模，會進一步導致產業工人生活的貧困化和產業結構在低端徘徊。

　　其次，“低工資”會造成國內市場的進一步萎縮。有數據顯示，中國銀行龐大儲蓄的增量主要來自政府和企業，而不是居民。目前，我國經濟內需不足，主要依賴外貿和投資，第三產業和消費等內生性的經濟動力缺乏。而內需不足以及投資擴張會更加依賴擴大外部市場保持經濟增長，增加出口又必然會和發展中國家競爭，這反過來迫使中國產品降低成本。而在我國，工資最具成本彈性，即最有可能被壓縮。但是，可以想見，壓縮的后果是國內市場的更加萎縮。一個內需不足、對外依賴性大的經濟體是危險的，因為國際經驗顯示，在遇到經濟危機或者金融危機的時候，這種經濟體抵御風險的能力很差。

　　此外，從勞動者個人的微觀角度來看，“低工資”打擊了他們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工資水平偏低，一方面，勞動者沒有能力追加人力資本投資，這就無法實現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另一方面，也會給勞動者不好的投資預期，認為即使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也是不劃算的，比如大學生都不愿進行投資提高勞動能力時，整個經濟體也將失去活力，從而在技術落后的怪圈里裹足不前。

　　事實上，當一些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大談 “低工資”優勢時，不管你是否愿意，這個優勢都將離我們遠去。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優勢正在受到東南亞鄰國的威脅。例如，越南加大了市場開放的力度，以免稅及更為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等優惠條件吸引外資。印度則在高科技領域領先一步，吸引不少國際公司到印度設立研發中心。僅美國通用汽車在班加羅爾設置的大規模科研中心，就雇有2300名科學家、研究員及工程師，比在上海的科研中心多一倍，成為該公司在美國以外最大的研究中心。

　　有專家指出，“低工資”已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美味餡餅了，而是一口深不可測的陷阱。但愿這不是危言聳聽。不過令人值得欣慰的是，不僅國資委要全面調查工資水平，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也表示，國家提出五項舉措，以提高普通職工工資水平。惟有如此，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