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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一些中小企業的經營困難主要不是由《勞動合同法》造成的，引入豁免機制沒有意義，修改法律更是缺乏嚴肅性。
“《勞動合同法》嚴重地損害了我們中國工業化的經濟發展進程，后果很嚴重。”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劉吉在1月份的一次演講中說，中國許多企業關門倒閉，不是金融風暴的原因，而是《勞動合同法》使企業的直接成本大增。他甚至認為，當前，推進中國經濟最有利的措施就是修改這部法律。
劉吉僅是“《勞動合同法》引發金融危機論”的代表之一，很多企業及其代言學者也紛紛在媒體上發表類似觀點。
作為該法的起草人，參加全國人大《勞動合同法》執法檢查的劉繼臣說，除了試用期工資可能略有提高外，其他沒有新增增加企業成本的條款。
北京市人大代表、《勞動法》起草人之一強磊參加了2008年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的兩次《勞動合同法》執法檢查。他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兩次執法檢查中，沒有發現一家企業因《勞動合同法》而關門倒閉，那些觀點是對這部法律的嚴重誤解。”
誤解有多深？本刊記者的調查從該法律出臺后對企業成本的影響開始。
增加了多少企業成本
北京晨龍東升服飾有限公司是香港渝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下屬公司，代理著名時裝品牌“花花公子”。其負責人董偉豐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勞動合同法》像個大燈泡，把企業和職工的責權利‘照’得清清楚楚，在涉及職工權益的問題上，企業必須要精細化管理，否則，一旦有了糾紛就很容易被職工告上法庭。”
“不知道什么時候自己就會成為被告，”北京荷泰力花卉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松巖告訴本刊記者，職工有了《勞動合同法》做依據，會經常強調自己的權益，“管理工作比以前難做了，無疑增加了企業的管理成本。”
需要加大多少投入？董偉豐、陳松巖以及接受采訪的企業主都沒有細算過。
對管理成本增加的量化指標，另一位企業主、北京新發盛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長林高保也沒有推算過，但他說，公司為此增加了4名人力資源管理人員。這家公司有600多名員工。
“不損害員工合法權益，沒有違法行為，員工能告你嗎？”《勞動合同法》起草人、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工作部部長劉繼臣對本刊記者說。
他強調，因為損害職工合法權益、擔心被告而增加管理人手，管理成本可能會升高一些。不過，建立勞動關系，應簽訂勞動合同以明晰企業職工間的權利義務關系，1995年實施的《勞動法》早就做了明確規定。所以，怪罪《勞動合同法》是沒有道理的。
陳松巖說，《勞動合同法》頒布后，公司開始給職工全員足額繳納保險。
“五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全上的話，企業給職工繳納的保險費用將占到職工工資總額的32~33，像我們這樣的勞動密集型小企業感受的壓力很大。”從事花卉貿易的陳松巖對本刊記者說。
對《勞動合同法》給企業增加了社保負擔的說法，劉繼臣更是表示不能認同：“企業應該給職工繳納社會保險是《勞動法》的規定，《勞動合同法》僅僅是把社會保險規定為勞動合同文本的必備條款，怎么能說是《勞動合同法》給企業增加了社保負擔呢？”
規范了同工同酬難題
一些民營企業反映加班工資翻倍、同工同酬難以做到，劉繼臣說，對這些問題以前的法律法規早有規定，《勞動合同法》只是重復或規范了一下而已。
比如同工同酬問題。由于大型國有企業在用工方面有指標限制，計劃外用工即社會用工大量增加。根據《勞動法》第46條規定，企業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但這些國有企業正式職工的工資福利較高，很難和社會用工做到同工同酬。
為規避《勞動法》同工同酬的規定，一些國有企業通過勞務派遣公司，按照比自己企業正式工低得多的薪水標準，大量使用和自己企業沒有勞動關系的勞務派遣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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