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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律師最基本的責任，是通過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來實現司法公正和體現司法公正。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5條和《律師法》第28條對辯護人的責任作了具體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據此，辯護律師的責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辯護律師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進行辯護。辯護律師進行辯護，必須遵循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
第二、辯護律師在辯護過程中應當依據事實和法律進行，不得歪曲和捏造事實，曲解法律，不得強詞奪理、顛倒黑白。《律師法》明確規定，律師在履行辯護職責過程中，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編造口供、串供；不得提供虛假證據，隱瞞事實或者威脅、利誘他人提供虛假證據，偽造證據，毀滅證據，或者威脅、恐嚇、利誘證人。
第三、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項訴訟權利以及人身、財產和其他各項權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依法享有廣泛的訴訟權利和其他權利。如果這些權利受到非法剝奪或侵犯，辯護律師就依法要求給予制止和糾正，直至向有關單位提出控告。
除了辯護律師所負的最基本的外，有的學者認為，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還負有一般責任，即辯護律師對刑事司法進行協助的責任，包括預防和揭露刑事司法中的錯誤，促進遵守法制、協助維護個人權利和合法權益，提示犯罪產生的根源和條件，促進司法的教育和感化作用的實現等等。辯護律師所負的一般責任要求辯護律師不得妨礙刑事司法的正常進行。此問題的關鍵在于，辯護律師能否站在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立場上采取積極的行動對司法機關發現實體真實加以協助。按照辯護律師所負有的一般責任，似乎應當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這樣做卻與辯護律師所負的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直接責任和對刑事司法進行協助的一般責任之間，實際上存在著“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關系。因此，鑒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所處的地位，我們不能過分地強調辯護律師作為刑事司法協助者的責任，而忽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辯護律師由于受其所負的職責的約束，必須僅在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這個方面協助司法機關發現真實，而沒有站在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這個方面協助司法機關發現真實查明事實真相的義務。考慮到我國現行法律對辯護律師責任問題規定得不全面，以及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進行刑事辯護律師責任問題規定得也不夠全面，以及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進行刑事辯護面臨著諸多困難和障礙，立法機關有必要對辯護律師所負的一般責任的性質、地位以及與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的直接責任的關系等內容予以明確規定，以促進我國律師事業的健康發展。從而使辯護律師更好履行辯護職責，更好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5條所規定的辯護律師的職責主要側重于從實體方面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辯護，即僅僅是針對有關刑事實體問題進行辯駁、辯解性活動，不論是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還是提出意見，刑事辯護均只是圍繞著刑事實體法律進行。而對于程序性辯護責任，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和有關規定對此都沒有予以明確、充分肯定。所謂程序性刑事辯護是指：“在刑事辯護中以有關部門的偵查、起訴、審判活動程序違法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意見，以及要求未依法進行的訴訟程序應予補充或者重新進行、非法取得的證據應予排除等，從程序方面進行辯護的方法。”②美國著名的米蘭達案件之所以成為米蘭達規則，就是因為對程序性刑事辯護的重視而成為舉世聞名的規則。目前，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程序性辯護未得到足夠重視，基本上屬于無效的辯護方法。例如，對于非法證據的，僅限于非法言詞證據(如經刑訊逼供獲取的口供)，但對于非法言詞證據辯護效果亦非常小，對于被告人當庭所提出的以前的供述是刑訊逼供所為，人民法院往往以偵查機關出具證據(即公安機關自己書寫并加蓋公章證實其在偵查活動中沒有刑訊逼供行為)，以被告人沒有證據證實偵查機關有刑訊逼供行為而認定此非法言詞證據有效。這就好比張三借李四的錢，而張三自己書寫證明自己沒有借李四的錢一樣荒唐。這使得針對非法收集證據行為的程序性辯護，幾乎變得毫無意義。這應引起立法界和司法實務界高度重視，在未來的刑事訴訟法修改時，應明確規定辯護律師及其他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所擔負的程序性辯護方面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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