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財經大學經濟系主任、教授   程恩富      
                          上海申茂實業總公司副總經理   王樹迅                                                                                                         
一、公平的概念與現實     

 　   1,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是指有關經濟活動的制度、權利、機會和結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經濟公平具有客觀性、歷史性和相對性。把經濟公平純粹視為心理現象，否認其客觀屬性和客觀標準，是唯心主義分析方法的思維表現；把經濟公平視為一般的永恒范疇，否認在不同的經濟制度和歷史發展階段有特定的內涵，是歷史唯心論分析方法的思維表現；把經濟公平視為無需前提的絕對概念，否認公平與否的辯證關系和轉化條件，是形而上學分析方法的思維表現。     

 　   2,公平或平等不等于收入均等或收入平均。經濟公平的內涵大大超過收入平均的概念。從經濟活動的結果來界定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只是經濟公平的涵義之一。結果公平至少也有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兩個觀察角度，財富分配的角度更為重要。況且，收入分配平均與收入分配公平屬于不同層面的問題，不應混淆。包括阿瑟·奧肯和勒納在內的國際學術界流行思潮，把經濟公平和結果平等視為收入均等化或收入平均化，是明顯含有嚴重邏輯錯誤的。     

    　3,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存在嚴重的不公平。據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國內稅務局發表的聯合調查報告披露，1989年全國家庭凈資產共計15.1萬億美元，包括住宅、其他不動產、股票、債券、汽車和銀行存款等，其分配比例是：1%的最富家庭占有全國家庭凈資產的37%，另外9%的富有家庭占有全國家庭凈資產的31%，其余90%的家庭僅占有全國家庭凈資產的32%。另據美聯儲最新調查，最富有的1%的美國家庭戶均資產230萬美元以上，擁有全國資產近40%；20%最富的美國人，家庭資產在18萬美元以上，擁有全美財富的80%以上，而處于社會低層的20%的美國人收入，只占全國稅后總收入的5.7%。最近，布魯金斯研究所經濟學家柏特里斯的研究發現，1995年美國最富有的5%的人收入是最貧困的5%的25倍，而1969年的差距為11.7倍。①可見，盡管西方私有制主體型國家居民的生活水平漸漸有所增長，但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貧富兩極始終存在，其數百年繁多的分化演變和高低起伏，并沒有根本消除貧富兩極對立的現象。所謂中產階級不斷壯大的說法，只不過增添了分析的層次性和豐富性而已。     

    　4,倘若囿于西方主流經濟理論關于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的膚淺之說，那便認識不到即使在號稱機會最平等的美國，由于財產占有反差巨大、市場機制經常失靈、接受教育環境不同、生活質量高低懸殊、種族性別多方歧視等緣故，因而人們進入市場之前和參與市場競爭的過程中，機會和權利也存在許許多多的不平等性。薩繆爾森在分析貧窮的原因時也承認：“收入的差別最主要是由擁有財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工資和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這種階級差別也還沒有消失。今天，較低層的或工人階層的父母常常無法負擔把他們的子女送進商學院或醫學院所需要的費用──這些子女就被排除在整個高薪職業之外。”②所以，資本主義的不公平，主要表現在私有財產制和按資分配及其派生現象上。與此相異，傳統社會主義的不公平，主要表現在體制僵化和平均主義分配及其派生現象上。至于由生產技術原因直接導致的某些經濟不公平現象，在比較兩種制度的公平與否時應暫時舍去。     

二、效率的概念和現實     

    　1,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有效率問題，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率，是指經濟資源的配置和產出狀態。對于一個企業或社會來說，最高效率意味著資源處于最優配置狀態，從而使特定范圍內的需要得到最大滿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進或財富得到最大增加。經濟效率涉及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領域，涉及到經濟力和經濟關系各個方面。它不僅僅屬于生產力的范疇。     

  　  2,即使在傳統體制和國際環境有利于私有制大國的條件下，中蘇兩國的發展業績和效率也超過了多數西方國家。我國的綜合國力，1949年排名世界第13位，1962年列第10位，1988年進入世界第6位；到80年代末，蘇聯綜合國力大大超過德國、法國、英國和日本等發達或不發達的私有制國家，成為與美國日益接近的世界第二號強國。美國費希爾和唐布什合著的《經濟學》教科書也確認公有制國家的較高效率：“計劃體制運行得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大部份時期內，蘇聯的增長雖然沒有日本快，但比美國快。”③可見，那種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均屬高效率、社會主義國家均屬低效率的論點，與本世紀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結論和科學精神格格不入。還是美國凱斯和費爾在90年代初頗為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中闡述的較為客觀：“關于私有制和競爭市場是有效率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系列非常嚴格的假設……但就效率而言，主流派經濟理論也并沒有得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是完全成功的結論。”④     

   　 3,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進入高效率的最佳狀態。法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資產公有制，只是為微觀和宏觀經濟的高效率以及比私有制更多的機會均等開辟了客觀可能性，而要將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須以科學的經濟體制與經濟機制為中介。效率是實行公有制和體制改革的基本動因。中國經濟學精英研究過多種產權制度及其效率，旨在趕超一切私有制國家效率而實行“市場社會主義”的理念，是建立在大量可靠的經驗比較基礎之上的，代表著人類不斷向前的先進思想。     

三、公平與效率的關聯     

    　1,公平與效率是人類經濟生活中的一對基本矛盾。如同愛情是文學作品永恒的主題一樣，公平與效率始終是經濟學論爭的主題。人們之所以把這一矛盾的難題解析稱作經濟學說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其緣由在于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是人類經濟活動追求的目標，而經濟主體在社會生產中的起點、機會、過程和結果的公平，也是人類經濟活動追求的目標，這兩大目標之間的內在關聯和制度安排，就成為各派經濟學解答不盡的兩難選擇。     

    　2,收入和財富的差距并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結果，其刺激效應達到一定程度后便具有遞減的趨勢，甚至出現負面的效應。例如，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地下經濟”、“尋租”活動、權錢交易等形成的巨大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與效率的提高沒有內在聯系，有時反而產生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和損失的結果。再如，一部份高收入者的工作效率已達頂點，繼續加大分配差距不會增高效率；也有一部份低收入者已不可能改變內外條件來增加收入，進而導致沮喪心態的產生和效率的降低。換句話說，“經濟人”接受高收入刺激的效率有著生理和社會限制，不會輕易進行沒有新增收益的效率改進活動，過大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必然損失社會總效率。     

    　3,高效率是無法脫離以合理的公有制經濟體制為基礎的公平分配的。從世界范圍來觀察，可以將所有制、體制、公平和效率這四個相關因素的結合鏈分歸四類：公有制→體制優越→公平→高效率(效率Ⅰ)；私有制→體制較優→不公平→中效率(效率Ⅱ)；公有制→體制次優→較公平→次中效率(效率Ⅲ)；私有制→體制較劣→不公平→低效率(效率Ⅳ)。改革前，中國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屬于“效率Ⅲ”，已超過屬于“效率Ⅳ”的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但尚未超過屬于“效率Ⅱ”的少數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制度成本最低和相對最公平的狀態中實現高效率，是改革的終極目標。     

    　4,公平與效率具有正反同向的交促互補關系，當代公平與效率最優結合的載體是市場型按勞分配。按勞分配顯示的經濟公平，具體表現為含有差別性的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這種在起點、機會、過程和結果方面既有差別，又是平等的分配制度，相對于按資分配，客觀上是最公平的，也不存在公平與效率哪個優先的問題(只有從非公有制存在等其他意義上才能說“效率優先”)。盡管我國法律允許按資分配這種不公平因素及其制度的局部存在，但并不意味著其經濟性質就是沒有無償占有他人勞動的公平分配。可見，按勞分配式的經濟公平具有客觀性、階級性和相對性。同時，只要不把這種公平曲解為收入和財富上的“平均”或“均等”，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和國家政策調節，按勞分配不論從微觀或宏觀角度來看，都必然直接和間接地促進效率達到極大化。這是因為，市場競爭所形成的按勞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已經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力，使勞動資源在社會規模上得到優化配置。國內外日趨增多的研究表明，公平與效率具有正相關聯系，兩者呈此長彼長、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的交促關系和互補關系。黨的十四大報告也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兼顧效率與公平。這些研究和論斷具有一般意義和科學性。     

    　5,市場型按勞分配可以實現共同富裕。與計劃經濟相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等量勞動要求獲得等量報酬這一按勞分配的基本內涵未變，所改變的只是實現按勞分配的形式和途徑。詳細一點說，一是按勞分配市場化，即由勞動力市場形成的勞動力價格的轉化形式──工資，是勞動者與企業在市場上通過雙向選擇簽訂勞動合同的基礎，因而是實現按勞分配的前提條件和方式；二是按勞分配企業化，即等量勞動得到等量報酬的原則只能在一個公有企業的范圍內實現，不同企業的勞動者消耗同量勞動，其報酬不一定相等。也就是說，按勞分配的平等與商品交換的平等結合后，市場競爭會影響按勞分配實現的方式和程度，但若不與大私有制相結合，其本身無法帶來社會兩極分化，妨礙共同富裕。實際上，現階段的共同富裕是脫離不了按勞分配這一主體的。倘若我國不重蹈為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所走過、又為美國庫茲涅茨所描述的“倒U型道路”，那么，就能通過逐步建立一種公平與效率兼得的良性循環機制，來推進全社會的共同富裕。                 

  注  釋     

①參見程恩富主編：《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倪力亞：《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階級結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經濟日報》，1995年5月11日、1995年12月27日。    

②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2～1253頁。   

③費希爾、唐布什：《經濟學》下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頁。

④凱斯、費爾：《經濟學原理》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93～6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