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從三年多以來各方面的實踐來看，在經濟上，到2020年GDP再翻兩番，達到人均3000美元，已經是可以預期實現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和難點在社會建設方面。三年多來，黨和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城市化率是提高了，但三大差別擴大的趨勢不僅沒有遏制，反而更加擴大。這表明經濟社會體制方面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好，社會各主要階層的利益關系還沒有協調好，由此產生了諸多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影響了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影響了社會和諧。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目前，我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體制機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還不健全；一些社會成員誠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領導干部的素質、能力和作風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相適應；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還比較嚴重，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決定》指出的這六個方面的問題，最主要的是第一條“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而城鄉、區域、人口資源環境問題，都可以歸結到經濟社會發展的范疇。從總體上分析，中國目前的主要矛盾，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由此派生了諸多經濟社會問題。《決定》明確指出，“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在更加重要的地位。要更加注重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更加注重社會事業，推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貫徹落實《決定》的要求，我們要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對社會事業投入，大力發展社會事業，解決好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的問題。

　　一個現代化國家，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最主要的方面，應該平衡協調發展。改革開放初期，全力以赴搞經濟建設，這是必要的，但是當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翻番以后，應該逐步轉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但因為各種原因，還是偏重經濟發展，在有些地區和有些部門甚至形成了以GDP掛帥的局面，為了實現經濟指標，不惜犧牲社會發展，犧牲環境，致使教育、科技、文化、醫療、環保和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嚴重落后于經濟發展，形成了今天“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不平衡狀態。教育和醫療衛生方面的情況最能說明這個問題。中國歷來有重視教育的好傳統。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普及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中等專業技術、職業教育方面，則做得很不理想，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如熟練技工、技師嚴重短缺。高等教育有一段也發展得很慢，1999年開始，國家決定擴大招生名額，2005年，在校大學生猛增到1562萬人，使大學生毛入學率達到21%。從精英教育過渡到了大眾教育階段，這方面的成績要充分肯定。但也帶來不少新的問題。如合格的教師缺乏，校舍、場地、教學設施跟不上需要，經費嚴重不足，不少大學在負債運行。這需要有一個調整、整頓、協調、提高的過程。
　　醫療衛生方面的問題更加嚴重，看病難、看病貴近年成為廣大群眾最為關注的頭號社會問題。這里當然有醫院和衛生部門的責任，但追根求源，最根本的是經濟發展了，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了，人們對醫院看病治病的需要日益提高了，但醫院沒有相應的增加，醫護人員沒有相應的增加，國家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沒有相應的增加，醫療體制改革沒有到位。這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典型例證。從1978年到2005年，全國總人口增加35.4%，城市人口從1.7億增加到5.6億，增加2.3倍。但全國的醫院、衛生院的數量從64309個縮減到60397個，反而減少6%，病床只增加65%，醫護人員只增加43.6%。看病怎么能不難。據了解，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里，醫療保健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產品，很大部分是由公共財政負擔的。政府支出占醫療衛生總費用支出比例，發達國家多在50%以上，發展中國家一般在30%左右。最近衛生部長高強說，1980年到2004年，我國衛生總費用由143億元增加到7590億元，其中政府支出只占16~17%。其中居民個人負擔的衛生費用由21%增加到53.6%，衛生總費用猛增53倍，絕大部分由個人負擔，看病怎么能不貴？
　　從教育、醫療衛生事業方面的實例，可以看到，我國當前社會事業發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傳統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還沒有調整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有的格局上來。所以，應該下決心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大量增加對社會事業的投入，加快社會事業的發展，才能改變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困境。

　　第二，要加快戶口、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改革，調整社會結構，使之與經濟結構相協調，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

　　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一樣，都是一個國家、地區最重要的結構。過去我們重視經濟體制的改革，重視經濟結構的調整，這當然是應該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我們沒有同時也重視社會體制的改革，社會結構的調整，以至形成了當前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很不契合、很不相適應的狀況。社會結構包括人口結構、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組織結構、階級階層結構等等。僅以就業、城鄉、階層結構來說，2004年，我國的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占13.1%，第二產業占52%，第三產業占34.9%，這已經是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經濟結構。而在就業結構中農業勞動力占46.9%，第二產業占22.8%，第三產業占23.3%；在城鄉結構中，城市化率為41.8%；在社會階層結構中，社會中間階層約占20-22%，這都還是工業化初期階段的社會結構。總體來說，我國目前的經濟結構是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結構，而社會結構則還是工業化初期階段的結構，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嚴重背離，很不相稱，很不協調。這種結構性的矛盾是產生當前諸多經濟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舉個實例來說，“三農”問題是我們要解決好的重中之重的工作，黨和政府歷來十分重視，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績，但為什么“三農”問題始終未能解決呢？“三農”問題說到底是個結構性問題，是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不協調的集中體現。前述，在GDP結構中，農業只占13.1%，而在就業總勞力中，農業勞動力占46.9%，在城鄉結構中，農村人口占總人口58.2%。46.9%的勞動力，只創造13.1%的財富，這說明，農業勞動生產率很低。而這13.1%的財富，又要在58.2%的農村人口中分配，農民焉能不苦，農村焉得不窮？而這種不合理的結構，是因為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戶口、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體制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改革造成的。不改革這些社會體制，農業勞動力不轉移出來，農民不減少，農民就富裕不起來，“三農”問題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可見，繼續深化改革，調整社會結構，使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相適應，是解決諸多經濟社會矛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
　　第三，要加強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有序，改變部分地區社會秩序失常、社會治安狀況不佳的情況，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實際體現，更是廣大群眾的迫切愿望。
　　一個現代化國家，既要有現代化的經濟建設，要有現代化的社會事業發展，也要有現代化的管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余年來，在經濟大發展的基礎上，我國的各類基礎設施建設有了很大發展，諸多大中城市的建設發展很快，大馬路、大廣場、高樓大廈、樓堂館所，都相當宏偉壯麗。“硬件”很好了，“軟件”卻跟不上，社會管理嚴重滯后。空氣污染，飲用水不干凈，環境臟亂差，公共交通不便，交通擁堵，交通事故頻發，人民群眾很有意見。而人民群眾最有意見的就是社會治安狀況不好。
　　安居樂業，這是中國人民傳統的基本要求。這些年來，經濟發展了，人民群眾收入增加了，也逐漸富裕起來了，老百姓是滿意的。但近十幾年來，刑事犯罪案件、社會治安案件持續增加。1988年，全國刑事犯罪立案82.7萬件，社會治安立案案件102.5萬件，2004年分別猛增到471.8萬件和664.7萬件。人民群眾樂業了不能安居。政府這些年增加了警力，采取了諸如“嚴打”、“專項嚴打”等非常措施，但在不少城區，案件總是減不下來。人民群眾只能采取自防措施，門上裝防盜門，窗戶上裝防盜柵、防扒刺，有的還在樓頂裝防盜網。這些年生產和安裝防盜門、窗的行業很興旺，就是一個例證。當然，刑事犯罪案件、社會治安案件大量增加，不僅是社會管理不完善的問題，還有更深層次的根源。需要通過調整經濟社會結構，協調社會階層利益關系，需要通過綜合治理來解決。
　　按照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要求，大力發展社會事業，調整社會結構，加強社會建設，完善社會管理，解決好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應是我們當前要實現的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