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刑事審判中較為棘手的一個問題，從實際的運作來看，附帶民事訴訟如果能夠以調解結案，能夠減少被害人的一些過激行為，使刑事法官能夠較少受到案外因素的影響，根據法律及國家的刑事政策對被告人做出公允的裁判。同時，也有利于被害人順利的獲得賠償金，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筆者結合從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的實踐，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調解過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實務問題作一探討。
　　一、如何看待民事賠償對刑罰裁量的影響

　　從近年來的刑事審判實踐來看，被告人如果能夠積極參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調解、向被害人支付民事賠償金一般都能作為酌定的量刑情節給予從輕處理，特別是在涉及到死刑案件時常常把刑事附帶民事部分能否調解結案作為適用死緩或無期徒刑的一個關鍵因素。這樣做的好處與依據在于對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的被告人從輕處罰，能夠節約社會司法資源，降低國家與社會在治理打擊犯罪方面的成本，提高審判工作效率。同時被告人積極賠償被害人的損失，是其悔罪的客觀表現之一，這表明了被告人主觀惡性的減少，其所應受的社會非難與譴責也應相應的減少，其所應受的刑罰也應相應的降低。而且，從我國當前的寬嚴相濟、限制死刑、控制死刑的社會大環境出發，對積極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被告人從寬處理也是對國家、社會、個人都有益的事情。

　　但是，在適用民事賠償這一刑罰裁量情節時，仍然存在一些不和諧的因素，在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質疑之聲。諸如，適用這一量刑情節是否存在花錢買命、以錢買刑的情況，是否存在被害人強迫要挾被告人甚至法官從而造成對被告人不公平的情況。筆者認為，作為一個基本原則必須承認與重視刑事附帶民事部分民事賠償金的支付情況對被告人刑罰裁量影響的積極意義，同時也要正視在適用這一量刑情節中所可能帶來的消極影影響。為此，我們可以著重做好以下工作：

　　1、不把民事賠償數額與從輕量刑的幅度簡單地掛鉤，而是依據被告人參與調解的動因、積極性、實際履行能力、當事人雙方的過錯程度、結合具體案件，進行綜合確定。對于并不是真誠悔罪，只是想借此逃避法律制裁的被告人不能僅僅因為達成了調解協議、支付了民事賠償金就給與從寬處理，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人的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并沒有減少，而民事賠償金的支付僅是履行其應盡的法律義務。

　　2、對于因自身客觀經濟條件的限制不能全部達成調解協議或不能全額支付賠償金，但是部分達成了調解協議，支付了部分賠償金，并能真誠悔罪的被告人也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給予一定程度的從輕處理。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人已經對民事賠償部分盡了其最大的努力，其對自己犯罪行為給社會與他人造成的傷害已經真心懺悔，其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降低的事實也已經通過部分達成調解協議、部分支付民事賠償金的行為表現于外部。

　　3、對于經調解不能達成調解協議的，要及時進行了判決，不能以此為由對被告人從重處罰。需要指出的是對于附帶民事部分積極參與調解，并支付民事賠償金的被告人從輕處罰，是對被告人指出的一條在判決前悔過自新的道路，如果被告人不參與調解、不支付被害人民事賠償金也僅僅表明其所應受的社會譴責并沒有降低，同樣，也不能反過來說其所應受到的社會譴責就增加了。

　　二、如何選擇適當的訴訟調解模式

　　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具體案情千差萬別，案件發生的原因、作案方式、雙方當事人之間的關系不同等等因素都會影響調解手段的選擇、調解的預期效果。如何根據具體的案情選擇適當的訴訟調解模式就成為決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調解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認為對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可以分為以下兩類，采用不同的訴訟調解模式。

　　1、對于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而引發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主要適用當事人為主導，人民法院積極參與、正確引導的訴訟調解模式。

　　這類案件的發生往往是因某種瑣碎小事而引發，被告人一時意氣用事，釀成悲劇，被告人往往會對自己的行為深感后悔，其負罪感、悔罪意識較強，較容易主動向被害方請求民事和解。而從被害方來講，其也較容易接受對方的悔罪。但是，被害人這種易接受悔罪的心理在客觀方面卻往往表現為相互矛盾的兩種行為，一是積極主動地接受對方的和解，二是基于因與被告人的特殊關系，雖然內心愿意接受和解，但是，考慮到面子或其他周圍環境的壓力而表示出不愿和解的意向。由此，對這類案件在調解過程中應充分利用當事人之間存在的特殊的親情、友情、鄰里等特殊關系，發揮當事人自我協商、自行和解的主動性、積極性，尊重當事人自行選擇的調解時機、調解協商形式，同時人民法院并不是消極等待，而是在調解的啟動、進程、終結等方面積極參與，正確引導。但要注意這種訴訟調解模式存在的主要缺點就是調解的啟動難，優點是一旦啟動較容易達成調解協議。對此，人民法院在適用這一模式時應注重做被害人的思想工作，要使被害人認識到附帶民事訴訟的調解結案與判決結案都是結案的法定方式之一，兩者之間不存在法定效力的不同，更不存在調解是懼怕被告人的問題，而且調解結案有利于民事賠償金的有效支付。

　　2、對于有預謀地實施殺人、搶劫、綁架等惡性犯罪案件引發的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主要適用人民法院主導，當事人參與的訴訟調解模式。

　　這類案件被告人的主觀惡性較大、犯罪手段較為殘忍、社會危害性也較大，其悔罪的動機較為復雜，被害方與被告人一般無特定的親情友情等特殊關系，這類案件調解的啟動較為容易，但是達成調解協議較為困難。而且在調解過程中易發生損害一方當事人利益或破壞社會公平正義及法律的統一與尊嚴的行為。對這類案件進行調解時要強調人民法院的審判職權在調解中的主導作用，在具體工作方式上一方面要注重對被告人進行法律、倫理道德教育，促使被告人首先認識到自己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使被告人真心悔罪服法，使其認識到賠償被害方的經濟損失是自己應盡的義務，是自己真心悔罪的具體表現之一。另一方面對于被害方因犯罪所受到的傷害應當表示同情，但要明確具體民事賠償的數額要體現法律的原則與精神，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要依法索賠，不能因為被告人受到了刑事追究而提一些不合實際、違反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甚至以此要挾被告人。在具體的步驟上要把雙方當事人的調解意見匯總到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將匯總、梳理后的調解意見、要求再反饋給相應的當事人，以防止出現以調解為名損害另一方當事人或國家法律的統一與尊嚴的行為的發生。

　　三、如何合理確定民事賠償的調解數額

　　在確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調解數額時首先應當堅持以被害人的實際損失為原則，被害人因為犯罪行為受到多少直接的物質損失，就要調解多少。但是，在一些具體案件中，雖然被害人提出的賠償要求合理合法，但限于被告人實際承擔能力的不足難以達成調解協議，或達成了調解協議，但是被告人因客觀原因而無法履行，從而損害了司法機關的權威與調解協議的公信力、執行力，同時也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為此，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調解過程中應始終堅持以被害人合理合法的賠償要求與被告人的實際支付能力作為調解的基礎，特別注重被告人的實際承受能力與被害人訴訟請求的協調，強調調解結果的可行性。對于被害人受到的直接物質損失一般都有一些書證、物證的支持，較容易得到確證，但對于被告人的實際承受能力以及與被害人訴訟請求的協調則要注重做好以下工作:

　　1、開展對被告人的社會背景調查，確定被告人的實際承受能力。首先依托有關單位與社會組織了解被告人的收支狀況、家庭經濟狀況。其次，與被告人的親朋好友進行座談協商，協調解決被告人民事賠償承擔困難的適當途徑。

　　2、對被告人的將來收入情況進行預測評估，被告人雖然被判處了刑罰，但其享有的繼承權、接受贈與權、獲得勞動報酬等權利并不因此而消失。要根據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的刑罰、自身的勞動技能及知識狀況、獲得繼承及贈與等各種情況作一預測評估，依次來全面確定其實際的經濟承擔能力。

　　3、對被害人進行實際賠償效果的釋明制度，要把被告人的實際經濟狀況及其民事賠償能力向被害人作一詳細解釋說明，爭取獲得被害人理解與支持。并應告知被害人即使對被告人判處高額的民事賠償，如果被告人缺乏實際履行能力也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

　　4、根據被告人的實際情況實行部分調解履行制，可以引導當事人雙方就被告人能承受的部分達成調解協議，不能承受部分實行分期支付或以判決的方式留待被告人有承受能力時再行執行，從而充分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來源：中國法院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