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的比較研究，一直是海內外學者為之如癡如醉重大課題。被稱為“加州學派”（California School）的新一代經濟史學家再次帶給國際學壇的震撼。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彭慕蘭的《大分流：中國、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等[1] ，都以其全新的視角、方法與成果產生了很大影響，大多獲得美國學術獎項[2] 。以上述學者為代表，構成了迅速崛起的“加州學派”[3] ，該學派因其代表人物集中于美國加州而得名，其實并不是一個封閉的地域性學派，更重學術理念 。加州學派以一批活躍的少壯派社會經濟史學者為主，他們研究領域相互交*滲透，彼此交游密切，不斷切磋論辯，相互呼應，已經在國際經濟史學界形成強大沖擊波。

　　大致簡單說來，加州學派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從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義下的學術理論與方法。第二，世界經濟體系與全球化不是歐洲最初建立和推動的。第三，注重中國研究，并將中國置入世界歷史的范圍之中探究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以突顯中國歷史的重要性，進而由此檢驗基于西方歷史的觀點與理論。第三，注重比較研究，比較視野從以往的文化差異角度轉向中西社會經濟發展道路并檢討傳統學術。本文結合加州學派及相關學者的成果，評述其主要觀點與創新，并探討研究范式方面的突破。

一、大分流

　　李中清與王豐、王國斌、弗蘭克的新著都已有中譯本出版，在國內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黃宗智的著作[5] 在中國流傳更早，本文不作專門評論。彭慕蘭新著中譯本尚未付梓，本文作一簡單評述，并介紹圍繞該書的學術爭論。

　　與王國斌、李伯重一樣，彭慕蘭也主張18世紀以前江南與英國之間的經濟成長方式大體類似，同屬于“斯密型成長”模式，他還認為中國嶺南、日本、印度、東南亞也不例外。彭氏極具原創性的觀點是，整個18世紀傳統世界各核心區都相對面臨土地密集型產品的地區性短缺，中國與日本的核心區生態環境并不比西歐糟糕，唯歐洲因海外殖民地與新能源的開發而成功地避免了本土的生態制約與馬爾薩斯制約，中國內地與其他亞洲外圍區則不能。如果歐洲不能從地下和海外的資源中獲利，歐洲也只能沿著既往道路繼續走下去。結合經濟史與生態史的比較，他還試圖評價世界幾個區域不同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道路的價值，并反思這些區域間聯系的意義，他強調世界經濟起源于各地經濟相互影響，而不是“發達”的歐洲簡單強加于世界其他地區的，這一論調顯然受到弗蘭克的啟發：不是歐洲造就了世界，而是世界造就了歐洲。

　　工業化進程與中西分異，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者從地理環境、社會、經濟、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等各個層面廣為探討。以往的主流觀點認為，工業革命前歐洲經濟迅速變化發展，而中國經濟停滯衰退，兩地經濟成長方式具有很大的差異。彭氏則反駁了西方學者關于歐洲相對中國的差異論與優越論，認為在生活水平、消費能力、農業與工業發展、要素市場等方面中西頗多相似之處，直至1750年歐洲至少并不比中國先進，實際上中國江南還要更發達一些，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等方面歐洲也并不比中國更有效率。兩相對照，工業革命前的中國與西歐，既不存在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也不存在經濟成長模式的優劣，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成長模式不是工業革命發生的原因。

　　既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導致了中西經濟發展的分異？這意味著中西比較必須加以重新審視，不僅從觀點上，而且從研究范式上。為了便于深化比較研究，他聚焦于江南與英格蘭。傳統主流觀點認為，英國模式在經濟發展道路與社會形態的演進必然導向工業革命，具有普遍性，但歐洲經濟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卻論證了工業革命并非英國傳統經濟演進的必然結果。而荷蘭模式、江南模式在早期工業化中更具典型性，英國道路實際上具有特殊性。中國的江南地區與英國以及歐洲最具可比性。

　　江南與英格蘭的經濟成長方式，同屬斯密型動力，即通過市場實現勞動分工與專業化的優勢和利益，市場擴大，經濟成長的空間越大。傳統主流觀點認為，市場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其所帶動的專業化與分工的擴大是英國工業革命的根本性因素，龐大的殖民地市場是其強大刺激。在此之上又順理成章地推導出，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就是因為市場不發達，缺乏英國一樣的海外市場。李伯重有力挑戰了這一觀點，他認為明清時期形成了全國市場[6] ，它為全國經濟中心江南所提供的廣闊市場，即使擁有廣大殖民地的英國也不能與之媲美，如此，江南與英國的市場差異說也就不攻自破，因為，無論是英國的殖民地市場，還是江南所依托的外部市場，在本質上都沒有任何區別。不僅如此，作為東亞經濟中心的江南所擁有的海外市場也相當廣闊。

　　彭氏認為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是傳統觀點所揭示的為英國提供了工業品市場，而且單就市場本身而言，中國的市場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競爭模式，生產要素包括土地與勞動力的流動都是西歐無從比擬的。彭氏此論，其他歐美學者亦早有類似的觀點，伊懋可、羅友枝甚至認為，明清中國市場是一種過度競爭的市場。[7] 這樣一來，市場推動工業革命論自然難以立足。由于江南所依托的國內市場比英國及其殖民地市場更為廣大，并更具自由競爭意義，如果斯密型動力能夠導致工業革命的話，江南應該比英國更具優勢。市場因素不僅不是雙方的差異，相反是其共同基點，那么，差異在哪里？

　　彭氏認為西歐在各項經濟指標上幾乎不具備獨有的內生優勢，唯一的優勢是煤。英國的煤礦位于經濟核心區，不像中國一樣遠離最發達的江南，而且其地質狀況與中國主要煤區山西也不同，英國煤礦含水量大，蒸汽機發明最初就是為了開采時不斷抽水，進而演進為最重要的動力機。山西煤則干燥，與之相伴的技術進步主要是通風技術，不能造就蒸汽機的偉大發明與應用。像英國一樣通過煤刺激工業化，在中國沒有發生，缺煤的印度也沒有，荷蘭也沒有。近代經濟體系，實際上是從傳統“發達的有機經濟”轉變為“以礦物能源為基礎的經濟”，英國通過煤鐵等礦物能源的大開發，催生出工業革命。

　　不是市場，而是煤鐵等物質條件及在此基礎上工業結構的差異與趨勢，導致江南與英國的分野。這種觀點粗看起來讓人心存疑慮。事實上，這是合乎邏輯的，在現代化交通運輸問世以前，物質資源與地理條件對地區產業結構的制約是至關重要的。歐洲很幸運，煤礦豐富，新型的能源密集型工業得以發展，另一關鍵因素則是歐洲與新大陸的貿易。

　　傳統觀點認為殖民地的作用在于開辟了工業品市場，彭氏認為更主要地是為英國提供了豐富的原料與資源，因而廣大的殖民地雖然不是從市場來推動工業革命，卻從另一個層面產生誘因。來自殖民地豐富而廉價的棉、麥、肉、木等土地密集型產品，使歐洲節省了土地和森林，能夠集中從事能源開發與其他生產，成功地緩解了生態制約，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工業革命。同時殖民地吸納了6000萬歐洲剩余人口，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海外殖民地。這使得西北歐人口急劇增加，并脫離土地，專門致力于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而不是朝著傳統有機經濟產出最大化的方向繼續努力。煤和新大陸使得歐洲走上了資源密集型與勞力節省型的道路。全球化聯系使歐洲從美洲獲得豐富的初級產品，與此形成對照，亞洲外圍區無一能與之相比。1750年后，東亞內陸盡管人口大增，工業繁榮，但這種增長阻礙了這些外圍區向長江三角洲核心工業區輸出重要資源。中國內陸外圍區能夠尋求進口替代品，相對縮小了中國工業中心區的商品市場，提高了核心區從內陸外圍區進口原材料的價格。[8] 核心區土地密集型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只能被迫沿著勞動密集型與資源節省型道路繼續增長。如果歐洲不能從地下和海外的資源中獲利，歐洲也只能沿此道路繼續走下去。

二、大辯論

　　加州學派挑戰主流的創新，使其每一部重量級著作的問世都帶來國際學壇的熱烈討論，李中清、弗蘭克各自的著作就是如此，彭氏新著為加州學派帶來新的大爭辯。彭氏新著在西方學界引起強烈反響，中國研究、歐洲研究、生態史研究等領域的學者紛紛撰文介紹、評論或商榷[9] 。圍繞彭氏新著的爭論，實際上遠遠超出該書本身，而涉及到彭氏所引用的眾多其他學者的成果與材料分析，特別是李伯重與李中清的研究，更牽涉到中西比較尤其是英國與江南比較的諸多重大問題。李中清的著作，雖然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評論和商榷，但其震撼仍在延續，此次爭論中仍成為熱點。因此，這次大辯論可以說是加州學派中西比較研究的一次大檢閱。

　　2002年6月3日，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社會理論與比較歷史”中心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研討會：題為“大分流？：中國與歐洲經濟發展與不發展的根源”。圍繞彭慕蘭與李中清各自的新著展開針鋒相對的論辯，與會者達百余人，而論辯的雙方是清一色的加州學者。會議先由兩書作者彭慕蘭和李中清（及其合作者王豐、康文林）等作簡要陳述，由黃宗智、武雅士（Arthur wolf）、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提出批評，接著彭、李、Jack Goldstone進行回應，然后又展開一輪反擊與回應。[10] 這次討論會提交的論文有9篇，主要論戰如下。

　　黃宗智《發展還是內涵化（involution）：18世紀英國與中國》[11] 指出，彭氏所論似乎很有吸引力，既提出了歐洲中心論者習慣討論的為什么中國沒有像英國那樣發展，也提出了為什么英國沒有象中國那樣走上集約內涵化的道路。但彭氏沒有立足于原始材料的考察，而是依賴二手材料與成果。彭氏認為1800年以前英國和長江三角洲的發展與內涵化沒有高低之別，黃氏詰難其論述無視18世紀英國農業革命論。勞動集約化程度長江三角洲高于英國，這是由農業類型及其特征所決定的。內涵化農業阻礙了大規模農場節省勞力型資本化與規模經濟的可能性，同時，家庭農場兼家庭工業的生產單位也阻礙了原始工業與近代工業中的節省勞力型資本化。彭氏所論人口與資源壓力，1800年長江三角洲并不比英國高，顯然是錯誤的，實際上正是這種壓力導致三角洲的內涵化。黃氏還對李中清人口論提出了商榷。

　　黃氏最后總結了自己的觀點：18世紀的英格蘭和江南長江三角洲，分別典型地代表了歐洲的發展模式與中國的內涵化模式。英國農業較之于長江三角洲農業，單位土地面積上的勞動投入要低得多，平均農場規模是江南的100倍，平均農業用地是45倍，單位勞動時間的生產率要高得多。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帶動了以城鎮為基礎的手工業的發展。1800年的英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區都更具現代農業和工業發展的條件。江南則迥異，單位土地上的勞動密集化和內涵化臻于極致。所謂內涵式增長，就是以單位勞動的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所實現的絕對產出量的增加，體現在單位面積的高產出及其所支持的城市網絡的能力。

　　歐洲史專家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英國與長江三角洲的分流：財產關系、微觀經濟和發展模式》[12] 一文，以R. Brenner七八十年代舊作所論英國獨有的農業資本主義基礎上，詳實比較了英國和江南農業特別是谷物生產。其中心論點是：1500-1750年間，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兩大經濟體的不同發展道路導致根本性的分流，到18世紀后半葉，英國已成為世界上經濟發達和相對富足的地區，而長江三角洲則日趨貧困。美洲對英國的貢獻盡管非常巨大，但不是根本性的因素。導致分流的原因，他們歸結于英國與眾不同的社會-財產關系體制，不僅與長江三角洲有異，也與英國中世紀不同，與1500-1800年歐洲大多數地區也不同。后三個地區的經濟沿著馬爾薩斯道路演進，因為居于支配地位的農業部門由有產農民和統治階級所主導，統治階級通過強制掠奪農民能夠實現自我再生產。這些經濟體通常的軌跡，是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生活水準降低。英國經濟避免了這種命運，因為近代初期，經濟不再由農民與地主主導，而代之以農業和非農業的直接生產者控制，他們一方面不受超經濟強制掠奪，另一方面避免了非市場途徑直接獲取其生存資料。因此，與長江三角洲形成對照（并且在歐洲也是獨一無二的），英國經濟在17世紀早期至1850年間的長時段中，農業生產率提高，人均GDP上升。英國通過斯密道路成功走向工業革命。

　　彭慕蘭以《超越東西二元論：18世紀世界的發展道路的重新定位》作了回應，并另作長文專門回應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13] 。他認為黃宗智的評論，第一是基本曲解了彭氏觀點及部分支撐論據，第二，黃氏評論的中心，仍然認為他1990年的著作是理解長江三角洲經濟最好的框架，他既不理會對該書的批評，也忽視了新的歐亞研究的豐富成果，第三，黃氏幾乎缺乏18世紀的數據，而依*時間跨度的延展來推論，不顧18世紀與19世紀及以后的差異：人口增長與否，政局穩定與否，生態穩定還是危機，此外還有技術變化。在回應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的長文中，彭慕蘭的結論不變，英國與江南的大分流不在18世紀，而在下一世紀；不是始于農場，而是來源于地下和海外。

　　Jack Goldstone《為樹木迷失于森林：有關交流的評論》[14] 同意這樣的觀點：在18世紀，至遲到1750年，中國經濟與歐洲相當或更先進，其核心區領先于英國。針對黃宗智、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所論19世紀以前英國農業生產率高因而導向工業化，而中國農業生產率低導致停滯和內涵化，Jack Goldstone試圖證明其觀點的錯誤與缺陷。他從人口增長趨勢、生活水平與貧困現象、生產率水平與趨勢等方面對英國與江南進行了比較。最后他強調，既使所有細節都弄得一清二楚，仍然要理解工業化的本質與核心，那就是生產技術的根本變革（innovations）, 集中于蒸汽機的使用所引發的礦物資源的開發。當然，為機器產品提供資本和市場需求是必需的，是起碼的條件。英國與世界其他農業經濟的分流，弄清其原因必須轉向技術與科學，尤其是蒸汽動力的作用，而不能只簡單關注農業或資源。歐洲的科學發展是其他地區所缺乏的。其弦外之音是，即使經濟落后，也不影響突發性的革命，只要具備一定的條件，而不在乎經濟發展水平孰高孰低。

　　彭慕蘭著作論文牽涉面廣，來自各方面的評論不少。如麥克法蘭作了兩篇評論大分流的論文[15] ，他認為歐亞兩端的差異，遠比彭慕蘭等所論及的兩百年更深遠，也不限于經濟或社會因素，而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各層面。他比較印、英、日、中家庭人口與組織結構，發現中國與英國有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存在了許多個世紀，而不只是兩百年。他擔心，過分熱衷18世紀，會掩蓋真正的差異。

　　李中清等的主要觀點是，中西之間的人口歷史與模式，不存在馬爾薩斯所論的類型區別，和歐洲一樣，中國也是“預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形成的“生育驅動”模式，而不是“現實性抑制”（positive checks）構成的“死亡驅動”。中國存在一種集體主義抑制，從傳統時期的家族主義控制生育，到當代國家控制生育（計劃生育），可謂一脈相承。這成為彭慕蘭人口解釋的主要支撐。黃宗智圍繞溺嬰（主要是女嬰）現象展開討論，認為溺現象是因為貧困與生存壓力，清代正是人口壓力與商品化兩大趨勢強化的時期，溺嬰成為18世紀社會危機的征候之一。黃氏詰難對方人口解釋的動機想在中國發現歐洲的對等現象。李中清等《現實性抑制還是中國式抑制？》[16] 一文回應了黃宗智的批評。李中清與李伯重[17] 的成果表明，人口壓力在清代并不存在，清代前中期最富裕的江南，人口成長率略低于明代江南，且大大低于同時期全國平均成長率。溺嬰現象在宋代就有明確的記載，并非生存困境所致，而是生育控制的傳統之一。針對被誤解為“想在中國發現歐洲的對等現象”，李中清在該文中明確提出“中國式抑制”來張顯原有觀點。

　　武雅士《后期中華帝國存在生育控制跡象嗎？》[18] 質疑李中清等的成果，也包括趙中維等的成果。他的主要依據是其1980-1981年的調查數據，以此質疑對方有關中國低婚姻生育率的數據基礎。置此不論，武氏認為應該能找到比對方所謂有計劃的生育控制（“晚開始，早停止，長間隔”及“產后墮胎”）更合理的解釋。他還認為中國人的低婚姻生育率，不是由于生育控制，而是由于貧困與生存壓力。他堅信“大多數中國夫妻希望兒子越多越好”，其分析結果是中國具有“高生育率”。武雅士在專注于爭辯時，可能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論點恰恰證明了李中清的觀點。因為武雅士的調查對象，正是傳統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尚未確立的斷裂時期，從而也就意味著當時沒有集體主義的生育制約（相反是集體主義下鼓勵生育的時期），生育率就高，反之，生育率會得到有效控制。無怪乎康文林等就要不要回應其陳舊的看法，猶豫再三。《舊瓶裝新酒：轉型前中國出生率》[19] 集中回應了武雅士所批評的三個內容：轉型前婚育率水平；人口再生產行為模式；貧困與中國婚內低生育。李中清以《歷史上的生育控制：答武雅士》[20] 也簡短地作了回應。除了說明數據的確鑿無誤并指陳對方的曲解與失誤之外，李中清強調，中國在兩千多年前學者與官員就已關注人口問題，雖然傳統中國文化宣揚多子多福，但相反的思想與實踐同樣流傳廣泛，同樣重要。推斷中國人生兒育女總是希望多多益善，不存在審慎的生育控制行為，這是不明智的。應該指出，計劃生育政策下農民生育的強烈愿望，可能會誤導人們理解傳統中國生育觀念，李中清的苦心并非多余。

　　在幾次交鋒中，爭辯容易出現的傾向也不時顯示出來，如曲解對方觀點，抓住一點不及其余，抓住細節的爭辯而忽略主要論點，等等，亦不無偏頗之論。對于資料的理解也見仁見智，如對方行有關江南農民消費的成果[21] ，彭氏和黃氏都從不同角度來引伸自己的觀點；又如雙方所倚重的李伯重的研究成果，也是各有取舍，而沒有考慮到李氏前后期觀點的發展。但是暇不掩玉，這是一場富有收獲的學術爭鳴，尤其是江南與英格蘭的比較，可以說是一次對已國際學壇成果的全面回顧、總結與提高。

　　三、研究范式轉換

　　新視角下的比較研究，面臨的最大障礙是西方中心主義。西方中心論是由西方長期主導世界的實際在學術領域的折射，它將世界分為“西方與其他地區”（West and the rest），歐洲所經歷的發展階段與道路，代表了人類社會必然的演進歷程，其他民族與地區都是按照這一模式走過來的，而且還將沿著西方的軌跡走下去。學術研究也以歐洲模式來套用和觀察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道路，這是由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范疇、體系建立在歐洲經驗基礎上的現實所決定的。正如弗蘭克所形容的，始終是在“歐洲路燈”下了望。

　　在觀念上，學者們對西方中心論早已心存抵觸，但在理論與方法上，又自覺不自覺地回歸這一學術軌道。如果不從范式與體系上進行理論反思與重構，觀念上的反西方中心論，只能流于空泛，甚至回歸。但研究范式的突破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歷程。

　　所謂范式（paradigm，又譯規范），從托馬斯庫恩所論中可以界定為：某一（某些）學科領域中學者們所遵循的共識性的研究基礎與準則，包括概念、理論與方法，也包括評價標準與價值取向，操作規程與解決問題的路徑，我們可以稱之為指導研究活動和科學探索的學術平臺。范式具有認識的定向作用，會形成思維定式。不同范式之下，同樣的東西，有不同的結果。正如黃宗智（1992）所論，“規范認識”（ 范式）具有潛移默化的廣泛影響力，不僅引導人們去想什么，更重要的是引導人們不去想什么，并且往往構成人們論戰的共同前提和基本出發點。而這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常規性范式，有可能是不正確的。范式在學術競爭中演進發展，主流范式受到新范式的辯論、挑戰、修正以至替代，科學革命由此產生[22] 。加州學派不僅突破了不少傳統成見，而且可望推動新的范式萌生，至少在以下幾點表現突出。

　　1、挑戰歐洲中心論之一：經濟地理上的非歐洲中心發展論

　　布羅代爾等歷史學家都認為歐洲以自己為中心組建了一個世界經濟體系。沃勒斯坦認為，這個體系從歐洲向外擴張，逐漸把世界其他地區納入以歐洲為基礎的世界經濟中。加州學派與其他學者的新成果認為，世界經濟體系不是由西方推動的。

　　彭慕蘭指出，世界經濟起源于各地經濟相互影響的結果，而不是“發達”的歐洲簡單強加于世界其他地區的。世界上人口稠密、商業發達的大多數地區所受生態制約，在歐洲因新大陸的有利條件與天然資源的優勢而成功避免。結合經濟史與生態史的比較，他還試圖評價世界幾個區域不同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道路的價值。弗蘭克走得更遠，“從馬克思、韋伯到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幾乎所有公認的歷史學和社會理論也都從經驗上和理論上曲解了歐洲參與世界經濟的活動和歐洲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因素” 。他無情地推翻自己的舊有觀點，早期他把資本主義描繪成一個世界范圍的交換體系，其“中心—外圍”模式[23] 認為，不發達國家處于這一體系的外圍，依附于體系中心的西方資本主義，不能獨立自主地發展，在交換關系中受到西方壟斷勢力的剝削。1500年后西歐率先向資本主義轉變使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1998年他的著作《白銀資本》有了重大改變。近代早期世界不是由歐洲所推動的，而是由一個早已運轉著的世界經濟體系所塑造的。歐洲興起的三百年，被弗蘭克詮釋為亞洲霸權的時代。如果有一個中心的話，那就是中國，其發展悠關當時的全球經濟。歐洲通過加入亞洲貿易，能夠從比他們更具生產力、更富裕的亞洲經濟中獲得好處。
　　
　　弗蘭克提出用一種整體主義的全球視野來觀察世界歷史。世界歷史的演變就是整個世界體系內部中心的轉移以及中心和邊緣周期性的置換。《白銀資本》提出的15—18世紀近代早期世界歷史圖景則是弗蘭克本人世界體系理論的一個必然延伸。應該說弗蘭克是在濱下武志等學者研究基礎上[24] 的發展。澳大利亞、歐洲一批學者，通過挖掘英文、荷蘭文、西班牙和葡萄牙文的資料，對19世紀以前東南亞經濟進行了重新審視，認為以往大大低估了東南亞經濟的發展水平，與此相關的是，由于中國官方對外貿的不重視，中文文獻對外貿的記載非常有限，中國尤其是民間的海外貿易被大大低估，18世紀由華商主導東南亞貿易的情況也被低估了。[25] 這些研究成果與加州學派的觀點不謀而合，至少有一點值得中國學者高度注意，單憑不被重視而記載有限的中文資料，不足以全面認識明清中國與華人的對外貿易活動。

　　2、挑戰歐洲中心論之二：多元論取代單元論。

　　世界體系的非歐洲中心推動論，受歷史實際的局限很大，起碼歷史時段在近代史上的作為有限，而多元論取代歐洲模式單元論則有相當大的空間，事實上這也是更本質的挑戰。在西方中心主義之下的單元論認為，人類各民族、各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呈現出一種必然的規律與道路，而這種發展道路就是以歐洲模式為基準的，換言之，歐洲模式放之四海而皆準，其他民族概莫能外。西方學者的“沖擊—回應”模式就認為，西方之外的地區，通過本地對西方挑戰的回應而走上工業化與近代化，忽略了這些地區自身歷史與文化的完整性及其演進軌跡。西方的“漢學”，其許多理論模式都是為了證明非西方社會的變化只不過是西方經驗所體現的“普適”模式的重復。把西方經驗不加檢驗地普遍化，將源于西方的理論、方法不加限制地套用，正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核心。[26]

　　反對歐洲中心論，并不意味著不能以歐洲為標準進行比較，而是應該擴大這種比較，特別應當以中國為標準來評價歐洲，通過多層面的考察，形成多元化的認識。王國斌認為，要超越歐洲中心論，就應當將歐洲經驗“作為歷史過程而不是抽象的理論模式”。作為抽象的理論模式，應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就會出現非西方世界都只是“回應”西方的單元論。而作為實際的歷史過程，與原本具有完整的文化和歷史的社會的同類過程做比較研究，從而豐富歷史內涵。多元論構成比較史學的出發點。

　　以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實際修正基于西方的理論，是加州學派考察的重點。近代國際主流學術由西方主導，基于中國的學術研究沒有重要建樹，這是與中國經濟的衰落相伴隨的。但按照李中清、麥迪遜、弗蘭克各自的統計與觀點，從人口數量而言，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占世界人口總數的1/4強；從經濟規模來看，1700-1820年，中國GDP占世界總額從23.1%上升到32.4%；[27] 1800年以前，中國長期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在世界市場上具有異乎尋常的競爭力。而且中國并非是孤立發展的，它與外部世界聯系密切，尤其是與東亞經濟的整合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如果忽視中國經驗，任何學術理論可能是不完整的，也是偏頗的。既然19世紀以前中國社會經濟在世界經濟史中占有無與倫比的重要地位，那么就應該做出與之相稱的學術研究成果，重新審視世界社會經濟史的發展道路，并以此檢驗和修正基于西方經驗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在此方面，加州學派與新儒家學派具有某種承繼性，如果說杜維明、余英時等從文化的角度闡明儒家思想不是資本主義的障礙，從而修正了韋伯的觀點[28] ；那么加州學派則從社會經濟的角度通過中國經驗的總結來豐富和完善國際學術理論。

　　李中清、王豐的人口社會學研究成果在這一點上表現最為直接和突出。他們以醒目的標題與鮮明的創新，對西方中心主義的經典理論馬爾薩斯人口論，提出了最直接與富有成果的挑戰，建構了基于中國經驗的替代理論。馬爾薩斯及其后繼者從基于西方人口與社會的概念、范疇來觀察和理解其他社會，認為中國和其他非西方世界歷史上的人口呈無節制增長，人口升降是一種被動的過程，并不可避免地導致貧困化，唯有西歐形成了人口控制機制。正如Adrian C.Hayes所言，馬爾薩斯的觀點建基于英國近代早期，他對中國的觀察只是依賴于旅行家描述和其他零星信息，不了解更無法解釋中國經驗。[29] 李中清、王豐的實證分析則表明，中國集體主義文化形成了一種與西歐不同的歷史人口體系中的自動內平衡機制，從而明清時期避免了糧食短缺、生活貧困與生存環境的惡化。

　　強調把中國歷史放到世界史的范圍中進行研究，從而大大凸顯了中國的重要性和特點，豐富了理論源頭與學術內容。當然，加州學派并不采取“中國中心主義”，也并非要建立一個新學術體系與現代主流學術體系分庭抗禮，而是充分利用其合理和科學的部分，改進其不合理之處。

　　3、方法論突破之一：比較研究方法的創新

　　從多元論出發，加州學派在認識論上摒棄1950年代以來美國盛行的邏輯實證主義，即從一般前提和初始條件推出預言性的結論的研究方法。以往都試圖借助于一個獨立的、可普遍運用的價值標準，那將是十分動人的，但也將是無濟于事的。[30] 在此指導下，加州學派展開了卓有成效的比較研究方法創新。概括而言，由于普適性的標準往往以單元論之下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唯一性為前提，因此加州學派重視或然性推論，對偶然事件及其影響加以考察。與此相關，通常的回溯性分析方法使人們局限于歷史必然性的過程與結果，因而加州學派輔之以前瞻性分析的方法來觀察歷史演進的多樣性。為了克服歐洲標準的先驗性制約，加州學派采取歐洲與非歐洲經驗互為主體的比較研究方法，以強化彼此驗證之效。比較研究方法的諸多創新，雖然有人會說尚不完善，甚至難免稚嫩，抑或不無偏頗，但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與手段，開辟了新的研究視角，其貢獻是引人注目的。

　　前瞻性分析與回溯性分析相結合。回溯性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es）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即從今天的情況折回頭去看某件事的過去，從而證明實際經歷就是該事件的必然前景。前瞻性分析(prospective analyses)則從歷史上某一時點出發，探討該現象可能的前景。回溯性分析，由于結果已經確知，常常可能陷入宿命論和目的論；前瞻性分析則在一組特定情況下，設計各種變化的可能性，觀察各變量的作用與變化。查爾斯•蒂里（Charles Tilly）指出:“假如我們設想身處于1750年”，將完全無法預見到近代工業化，歐洲如此，江南更不待言。18世紀中葉之前中國與歐洲的經濟發展道路相似，不僅動力相同，而且歸宿也可能相同。這種前瞻性分析顯示，亞當•斯密時代歐洲經濟的發展并不必然演變為19世紀的工業資本主義。李伯重新著[31] 運用前瞻性分析方法，對江南早期工業化的可能前景，進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

　　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考察相結合。人類社會作為一種復雜的歷史過程，各種偶發事件和意外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動格局會以新方式形成。已經發生的歷史并不一定是實際上最可能發生的或應當發生的，甚至并非是必然的。必然性的意識，掩蓋了在特定歷史時刻存在的多種可能性。因此，比較研究在不同歷史軌跡中發現相似的時段，在因果律預期的一致中發現不同的結局，比較史學給出更大范圍的現象的積累，有助于使人們的認識更具普遍性的意義。王國斌的這種方法論思考，正是加州學派的創新。王氏、李伯重、彭氏的考察，從人類發展道路言之，英國模式并不具有必然性，工業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是偶然的結果。既然如此，以英國模式來衡量江南或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道路，就會誤入歧途。

　　互為主體的比較與檢驗。一方面用歐洲經驗來評價中國歷史，另一方面用中國經驗來評價歐洲。通過互為主體的比較，得出新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這一比較研究方法，由王國斌加以總結提升，吳承明稱之為雙軌制的研究方法，并指出這種方法很樸實，但應用起來并不簡單。李伯重、彭慕蘭對江南模式與英國模式的比較研究，就是在互為主體的基礎上，取得了具有創見的突破性成果。

　　以往史家，通常以歐洲經濟發展道路為標準，來質疑中國何以未發生類似的現象。因而只注重差異，忽視二者基本的共同性。例如奇波拉（1976：276）指出，“工業革命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而不是純粹的技術現象。這已經變得一目了然了。人們注意到，最先工業化的國家是那些與英國的文化和社會最相似的國家”（弗47），弗蘭克提出東西方之間在社會和體制上的差異是一種神話，但沒有具體論述，彭慕蘭等的成果驗證了其大膽假設，因此弗蘭克對此書尤為欣賞，毫不掩飾其推崇之情，為之熱烈歡呼。[32]

　　東西方差異并非不存在，但如果不能找出共同性，就無從確定哪些差異更值得注意。因此，加州學派在比較研究中注重尋找共同的基點。從經濟史的角度看，英國工業革命完成以前，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沒有巨大的差別，都是基于斯密動力的經濟成長模式。王國斌曾談到，回到16-18世紀，中國與歐洲的差別不是不存在但沒有19世紀那么大。如果站在19世紀來看，那么又應該注意到，雖然此時兩者有了明顯的差別，但不能據此影響我們對早期的認識。16-18世紀的中國與歐洲，經濟水平和結構很相似，但政治體制則有很大不同，王氏認為不宜將二者的不同說成是先進與落后的差別。他甚至認為，歐洲的政治、經濟組織比較簡單，容易發展起新型的關系。歐州和中國的道路都是由自己的歷史發展而來的，或者說是利用歷史賦予的可能性創造的。[33]

　　正是在這種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之上，中西經濟發展道路的比較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4、方法論突破之二：史學科學化與現代技術手段

　　史學科學化，就經濟史而言首先表現為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的廣泛使用。其次是史學的社會科學化，各種社會科學門類的理論與方法滲透入史學研究。再次，是自然科學方法的借鑒。李中清等開始了可貴的實踐，他們通過跨國合作的學術調研，建立大規模的數據集成，引入電腦模擬等技術手段，開展富有成效的比較研究。

　　史學科學化，將使史學研究更為精細與縝密，新方法的引入將帶來分析工具與研究路徑的變革，一些具有共識性的成說將受到重新審視，一些過去無從考察的現象與領域將有望拓展，一些新的理論框架將得以建立。誠如李中清所言，他們所從事的大規模的人口數據集成與分析，將成為社會科學中的顯微鏡，改變以往的不少人們習以為常或熟視無睹的常規性看法，帶來一些以往無從觀察的新認識。[34] 如數學模型作為分析工具，雖然不應直接套用于歷史或現實加以分析，但因其邏輯嚴密精確，可以減少其他分析方法的漏洞和謬誤，同時已有的數學模型可以用來推導新的結果，發現其他方法不易發現的問題，尋求似乎不相關的現象與結構之間的關聯，推導出新的結果，以供歷史學實證檢驗。

　　
　　加州學派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與長期以來的主流看法大異其趣，促使我們對一些舊有的定論或熟視無睹的成見進行反思與進一步的考察。然而仍有一些問題值得商榷，一些新的研究視角尚待開拓，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還需完善和改進。因為中西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的比較，實在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重大課題，有待更深入的探討。

　　東西社會的差別與近代分異，這一重大課題引無數學者競折腰，從馬克斯•韋伯的宗教差異與資本主義精神論，到與之相對抗的杜維明等新儒家學派，從諾斯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的制度變遷論，到享廷頓的文化差異與沖突論，大師輩出，宏論迭起。從假設到分析，從推理到實證，從西方中心到東方視角，研究視野不斷拓展，研究范式屢受挑戰，加州學派使之進一步走向深入。他們從社會經濟史結構與演進的比較之中，創造性地提出工業化與中西大分流不是固有的文化與制度差異的結果，而應當從生態制約與工業結構等角度去探尋，從而將該領域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凡此種種努力，可望導向新的研究范式的革命。

　　然而，對以往共識性的成說與理論方法的反思，只能建基于更為扎實更為艱辛的具體探索之上，純粹意識形態的范式轉換只會流于空泛。加州學派對傳統范式的成功挑戰，來自于他們在各自領域的辛勤耕耘與學術反思。在這方面，李中清在實證分析基礎上建立理論模式，王國斌的比較研究理論思維，都予人啟迪，使人振奮；同樣，彭慕蘭像是一位勤奮的建筑設計師，而弗蘭克則如同其個性一樣更似一位激情吹鼓手。同時，范式轉換有如鳳凰涅槃，是一個痛苦的歷程。加州學派的新探索，實際上是他們對國際經濟史壇包括他們自身的不斷反思與辯證否定的結果。范式轉換不僅是新世紀經濟史研究面臨的重大挑戰，也是我國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熱烈探討的重大課題。范式革命不是少數人的行為，需要學術群體的共同努力。

　　
注釋

[1] 李中清 (James Lee)、王豐 (Wang Fong)著作中譯本，陳衛、姚遠等譯，三聯書店2000年版。王國斌 (R.Bin Wong)著作中譯本，李伯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著作中譯本，劉北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 2000.下文引述上述著作觀點，僅標明作者。
[2] 如，李中清著作2000年獲得2000 Alan Sharlin Award for Best Book i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the 2000 Otis Dudley Duncan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 in social demography。彭氏新著Winner of the 2000 John K. Fairbank Prize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winner of the 2001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Book Prize。 One of Choice''s Outstanding Academic Books of 2000。
[3] 除了上述學者之外，加州學派學者還包括：Von Glahn（萬志英）, Dennis Flynn，Arturo Giraldez, Robert Marks，Compell(康文林)、Goldstone等，多在相關領域各領風騷。
[4] 邁阿密大學的弗蘭克也被“納入”該派，他本人亦深以為幸，中國學者李伯重因為在加州訪學和講學時間較長，學術理念不謀而合，也成為加州學派的中堅人物。黃宗智等雖然在許多具體觀點上與上述學者不同，但基本理念實際上是一致的，因此也有人視為加州學派。
[5]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的農民家庭與鄉村發展：1368～1988》，中華書局1992年。
[6] Li Bozhong（李伯重），The 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Market，1500-1850. Akeynote address in the Eighth Annual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Canada, June 27, 1999
[7] Mark Elvin(伊懋可)認為明清農村可能過度商業化（“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27）。E.Rawski（羅友枝）認為19后期中國糖茶出口的衰落，在于本國市場的過度競爭。（Competive Markets as an Obstacl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Market in Transition. Academic Sinica 1990）
[8] 彭氏此論萌生已久，見Kenneth Pomeranz,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9] 有關評論除下文所引外，還有如：Goody, Jack，Falling fortunes of the lands of the rising sun.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11/03/2000 Issue 1460。Vries, P. H. H，Are Coal and Colonies Really Crucial? Kenneth Pomeranz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Fall2001, Vol. 12 Issue 2。Lang, Graeme，Geography as Destiny? Science, 05/12/2000, Vol. 288 Issue 5468。有關書評還有很多，由此亦可窺西方學界爭鳴之盛。
[10] “The Great Divergence?: The Ro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nder Development in China Europe”研討會論文，部分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 2, May 2002)先行發表。
[11] Phil Huang.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2, May 2002。中譯文載《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Involution，黃宗智譯為“內卷化”，一段時期內他還使用“過密化”。我譯為“內涵化”，內涵與外延相對應，既符合漢語習慣，也符合黃氏所論要旨。方行（2001）論明清土地市場，就使用內涵式發展的說法。
[12]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 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2, May 2002.略有修改和增補。
[13] Ken Pomeranz.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orl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No 2, May 2002.
Ken Pomeranz. Response to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2002未刊稿。
[14] Jack Goldstone. Missing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A Comment on the Huang-Pomeranz-Brenner & Isett Echange. 2002未刊稿。
[15] Alan Macfarlane，1.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Divergence”: Reliabl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2.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Divergence”: Demographic and Social Structures.麥克法蘭的這兩篇評論分別應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之邀在北京和天津作了演講，2000年8月。關于各國家庭的一些印象性差異，在“中國家庭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受到質疑。
[16] James Lee et al. Positive Checks or Chinese Check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2, May 2002 .
[17] 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長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控制增長，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為》（《新史學》第5卷第3期，臺北）
[18] Arth wolf. Is There Evidence of Birth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7.1 (March 2001)
[19] Cameron Campbell et al. Pre-Transition Fertility in China:Old Wine in New Bottles. 2002未刊稿。
[20] James Lee. Fertility Control in the Past: a Reply to Arthur Wolf. 2002未刊稿。
[21] 方行《清代長江三角洲農民的消費》，《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2]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3rd ed.
What Are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 philosophical essays, 1970-1993, with an 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 / Thomas S. Kuhn ; edited by James Conant and John Haugel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23] Core—Periphery通常譯為“核心—邊緣”模式。世界政治學領域有此模式，經濟地理學領域也有同名模式，譯名相同。我譯“核心—外圍”模式，以免誤解“邊緣”與“核心”之間的廣大空間被排除在模式之外，其實不存在另外的中間地帶，同屬“Periphery”范疇。
[24] 浜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中譯本；浜下武志《中國の銀吸收力と朝貢貿易關系》，浜下等主編《アジア交易圈と日本工業化》，藤原書店2001年。全漢升 “美洲白銀與海外貿易”系列論文，《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臺北）稻香出版社1996年。
[25] 包樂史（L.Blusse），莊國土等譯，《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Mckeown, Adam. From Opium Farmer to Astronaut: A Global History of Diasporic Chinese Business. Diaspora,2002.
[26] 李伯重《江南模式與英國資本主義》，《歷史研究》；《走出漢學界》，《視界》第5輯，2002年2月。
[27] 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新華出版社1999年。
[28] 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提出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恰相吻合而彼此促進，其他宗教與文化則不盡然，他后來的著作也談到儒家思想與資本主義的沖突。新儒家學派與之針鋒相對，如：余英時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87年），杜維明的《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三聯書店1989年），黃紹倫《中國宗教倫理與現代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等，此后“儒家資本主義”喧囂一時。
[29] Adrian C.Hayes，Was Malthus Right about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Issue 47, January 2002
[30] 吳承明《中西歷史比較研究的新思維》，《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三聯書店2001年。
[31] 李伯重《江南早期工業化，1550～18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32] Andre Gunder Frank ，Review of The Great Divergenc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eb2001, Vol. 60 Issue 1。
[33] 王國斌在清華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心的交流與演講。
[34] 李中清作為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心研究生課程的系列講座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