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規范立法，應先從落實開門立法作起。有了陽光下的利益博弈，良法產生才可更有效率

　　文/王君

　　長期關注教育和民生的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在今年“兩會”期間，提出一份“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草案)》(以下簡稱《社會保險法(草案)》)的建議”。

　　3月10日，周洪宇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從目前各方面了解的情況看，《社會保險法(草案)》還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需要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下次審議前，進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

　　經過兩次審議后，《社會保險法(草案)》主要爭議焦點集中在如何提高統籌層次、養老保險的接續轉移以及社保基金監管三方面。而這三方面問題則與各方利益存在爭議不無關系。

　　統籌之爭

　　從1994年《社會保險法》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以來，《社會保險法》已經歷經15年時間。在這期間，社會保險問題伴隨著經濟問題，在改革進入深水區后逐漸顯露出來。

　　2008年12月初，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此后，國務院提出2009年底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實現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省級統籌，2012年實現“全國統籌”。

　　盡管中央明確了“全國統籌”的目標，但長期關注社保法的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法與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繼曄并不樂觀，“地方與中央、部委之間的利益調整已呈現出來。”

　　實際上，早在1991年，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就做出決定，“尚未實行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省級統籌的地區，要積極創造條件，由目前的市、縣統籌逐步過渡到省級統籌。”在此之后的幾乎所有相關文件和政策中，都提出提高統籌層次的要求。

　　“18年過去了，統籌層次一動未動，就連遼寧省試點8年，還是維持在市、縣級水平上。”作為國內社保領域的知名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鄭秉文說。

　　據媒體報道，在社保基金統籌層次的問題上，《社會保險法(草案)》一審時，代表意見截然相反。比如，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學院院長鄭功成認為，應一步到位實現全國統籌。而列席會議的時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的黃麗滿，則認為“廣東這種發達地區尚且實現不了省級統籌，應從實際出發”。

　　社保無法實現全國統籌，直接導致的后果是社保賬戶不能轉，農民工選擇退保。而退保的最大獲利者就是政府。按照規定，農民工退保只能退出個人賬戶中的錢，而企業繳納的部分，則歸當地社保基金所有。

　　2003年自從深圳市社保基金個人服務中心開始辦公以來，每年春節前，這里都會聚集如同潮水一般前來退保的農民工。

　　據廣東省總工會一項針對外來工的調查結果顯示，65.3的外來務工人員換過工作，其中換過兩次以上的占50。

　　而更為嚴重的是去年在東莞引發的“退保潮”。在東莞參加社會養老，職工個人繳費為繳費基數的8，納入職工養老金個人賬戶；企業繳納職工繳費工資基數的11，其中有8被納入東莞社保基金統籌管理，另有3納入職工個人賬戶。在外來務工人員退保時，只可拿回其個人賬戶共計11的繳費額，但統籌基金的8則留在當地社保系統，無法取出。

　　“都說外來務工人員短視，我感覺實際上也是一種理性選擇，如果不把11退回來的話，將來11都沒有了。”胡繼曄認為，“退保潮”更是直接推動了《社會保險法》向全國統籌邁進。更有專家直言，社保難以實現全國統籌，并非是因為各省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過大，而是各省不愿意放棄自己的利益。

　　無法實現全國統籌造成的另外一個后果，是養老保險的接續轉移問題。同時社保基金監管的職責分工隨著保險蛋糕越做越大，爭議也與日俱增。而這兩個問題同樣存在一些繞不開的“深水區問題”，亟待從立法層面加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