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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華民族有著幾千年的文明史，中國戲曲藝術是這部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臉譜作為中國戲曲角色造型的一種表現手段。非俗非雅，亦俗亦雅。粗覽不過造型獨特，花飾奇巧，似乎婦孺皆知；細品則內涵豐富，余味不盡。
臉譜，可觀賞、可把玩、可研究。它主要用于性格特異的凈丑行當，大多是一些豪爽、魯莽、*詐、滑稽的角色。論造型，雖有類型化的程式規范，又有鮮明的個性表露。論手段，不外乎色彩與紋飾符號，雖有寓意，但無確指。論運用，因戲而異，或一人一譜，或一人多譜，或多人共譜。既能與眉清目秀、千人一面的生旦造型相映成輝，又可以滿足凈丑之需，構成趣味橫生的“一堂”。不論是約定俗成的“共譜”，還是獨具風格流派的“個譜”，以及隨心所欲的“亂譜”。都能使人感到臉譜藝術的撲朔迷離，變化莫測。于是，有人說“戲有定譜”，有人說“戲無定譜”。其源流、寓意、善惡美丑及其流派筆法，確實難以一語道清，真所謂“說不盡的臉譜”。
令人眼花繚亂的臉譜天地里，有京劇臉譜、川劇臉譜、秦腔臉譜等，有場上臉譜、案頭臉譜、工藝臉譜之別。其本體因場上表演而存在；若精繪成冊，置之案砂，則可賞玩；若制為工藝品，則可用作裝飾，三者各有用途。當然，最基本、最有史料價值的是場上臉譜。場上臉譜與案頭臉譜的不同，類似于場上之曲與案頭之曲的區別，前者是本體，后者則強化文學功能，可作為文學、詩歌形態來品味，來把玩，但未必真的活躍于舞臺。至于工藝臉譜，則從美術裝飾的角度對臉譜進行了加工改造，盡管精美，卻更加偏離場上，性質大大異化，以至于僅存美術形態而不求內涵了。在戲曲史上，場上臉譜大都隨戲而生，隨戲而滅，原始資料丟失嚴重。
臉譜與中國民間傳統的美術藝術和書法有著密切的依存關系。民間美術中常見的花、鳥、魚、蟲等動植物形態，風、云、雷、電等自然現象，在臉譜中常能見到。中國書法最注重字體結構和筆法力度，這正是畫好臉譜最為重要的因素。臉譜中各種圖案在臉上都有的具體位置，在五官的什么位置起，收筆都有規范，運筆的力度也要經過刻苦磨練才能實現。成功的臉譜應該是美麗圖畫和遒勁書法的結合品，才能給觀眾以“遠觀顏色近看圖”的美的藝術享受。
臉譜很重要的目的是美化舞臺。演員要把所飾演的人物，通過臉譜加以美化，特別是劇中的主要人物，臉譜一定要“講究”，不可敷衍潦草。鐘馗是很多劇目中出現的人物，民間流傳其人面貌丑陋，但他又是民眾心目中伏魔打鬼、驅邪扶正的豪杰，如果片面地刻畫他的真面目，其臉譜可能是丑得不可看了。然而前輩藝術家巧妙的構思和精心雕琢，把鐘馗的臉譜設計得十分精美，使人看后有回味無窮的美感。再如張飛、李逵、牛皋等，人們認為他們粗獷魯莽，而舞臺臉譜卻顯現得非常可愛，這也是臉譜奇特的表現手法。
臉譜潛移默化的引導作用，也是特殊的表達方式之一。一般地說，戲曲的情節比較簡單，臉譜除了渲染和營造舞臺氣氛外，它潛在的引導作用是不可忽視的。觀眾一目了然地看出并理解臉譜所示人物的身份、性格特征，而更能集中精力去欣賞演員的唱、念、做、打等技巧，這更是臉譜奇特的表現手段。
臉譜的色彩和圖案、紋飾，要根據劇中人的特定身份、所處地位、性格特征等綜合因素而設定。有些特定環境中的特定人物，其臉譜用色則另具含意。臉譜的圖案和紋飾是人物內心世界和面貌特征的具體體現。關羽的臉譜要體現臥蠶眉、丹鳳眼的特征；張飛的臉譜要表現出豹頭環眼的神態。
舞臺臉譜講究色彩和諧，搭配得當。一個臉譜要達到這個要求，同臺上的眾多臉譜更要協調美觀，不可千人一面，也不可用色雷同。否則，觀眾會感覺單調乏味，就無法實現舞臺美化的初衷了。
京劇表演藝術家袁世海曾稱：“臉譜是藝術中的藝術，要性格化，要有美感”。由于臉譜的特殊造型和深蘊內涵，即使脫離舞臺，依然可以供人欣賞。試把幾十種臉譜畫在紙上，整體觀察起來，便會覺得各臉有各臉的神情。
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先生平生有兩大雅好，繪畫和收藏。收藏品就有臉譜，梅先生畫畫，曾拜國畫大師張大千為師。張大師曾對臉譜進行過研究、收集和勾繪。他認為臉譜能把劇中人的職業、性格、好壞全都表現出來，是一種達到很高意境的繪畫藝術。梅先生同樣慧眼獨具，把臉譜看作中國戲曲藝術的象征，作為禮品饋贈國際友人。戲曲文化大師們的普遍喜愛，可以說明臉譜藝術的誘人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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