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是一個多民族且幅員遼闊的國家，不同區域范圍內和各少數民族獨具特色的文化，體現了我國民族文化的多樣化特點。地域文化的轉化創新，勢必會極大地豐富民族文化的內容，增強民族文化吐故納新的生命活力和不斷進取的創造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講，地域文化的轉化創新其實質上就是民族文化的轉化創新。不應僅僅停留在對地域文化資源的開掘、發現和闡釋的狹隘膚淺的層面上，而應在民族文化創新發展的理論思維的指導下進行，只有這樣，地域文化的轉化創新才能獲得成功，成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精神或物質產品。

　　目前，民族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就如何進一步發展壯大民族文化，專家學者已有不少精辟的論述，大致在以下兩個方面上達成了共識。一是民族文化是民族和國家最具代表性的東西，也是民族身份最醒目、最富有特色的表征。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歷史意識和強烈的傳承性，因而，民族文化應該是有機地在吸收了傳統文化的因素，并具有民族特色和中國風格的文化。二是世界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使得我們有機會見識和欣賞來自全世界的各種優秀文化，保持對這些文化的尊重并進行建設性的吸收，在融匯時代精神的基礎上，創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科學內涵、能夠代表大眾利益、滿足大眾需求、同時又能充分體現中華民族當代精神品格的民族文化。
　　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這種密切關系表明，地域文化的轉化創新必然賦予它民族性、時代性和世界性的品質，否則，地域文化的創新就無從談起，就不能發揮其應有的價值和作用。在地域文化的轉化創新中，舞臺藝術的創作實踐，是一條重要的途徑和手段。下面，結合我省舞臺藝術的創作實踐，簡要談談地域文化的創新問題。
　　地域文化作為民族文化最富有特色的一部分，有關它的創新就應根據已有的傳統和現實基礎，在內容和形式上始終體現出自身的特點。我省是文化資源大省，以隴東周祖陵遺跡、黃土窯洞及其民間藝術為主要內容的農耕文化；以血源宗親為根基的隴西李氏文化；禮縣的秦祖文化和載入武威歷史的西夏文化；以秦安大地灣、天水麥積山石窟和伏羲廟為支點的伏羲文化：以絲綢之路歷史遺跡與敦煌莫高窟為載體的敦煌文化等等，構成了我省異常豐富又繽紛多彩的靜態文化資源景觀，這些文化資源一方面展示了濃郁的地域風情色彩和民族生活氛圍，一方面又映現并折射出古代人物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所獨具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傳統深層結構及其動向。以此相對應，以舞劇《絲路花雨》、京劇《夏王悲歌》為代表的舞臺實踐成果，以一種動態的文化創新形式給我們提供了一份寶貴的審美經驗。那就是地域文化的創新首先要尊重歷史，尊重體現在地域文化中的民族文化傳統及其歷史繼承關系。以敦煌藝術為題材的《絲路花雨》的創作經驗，正好說明了這一點。《絲路花雨》的成功經歷是一個曲折的過程。由于受極左文化路線時期形成的創作模式的影響，第一稿創作的《敦煌曲》成為違背歷史真實的失敗之作，藝術淪為概念化的政治標簽，喪失了這一題材本身具備的深厚的歷史文化意蘊。其后，經過對敦煌藝術深層結構的把握和系統了解敦煌藝術賴以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在升華認識的基礎上，重新構思創作并幾易其稿的《絲路花雨》，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唐代政治上的敦邦睦鄰、經濟上門戶開放、文化上兼收并蓄、各國勞動人民之間真誠交流和友好往來的歷史過程。正是這種民族的精神傳統，回應了當時全國人民要求打開國門，與外部世界溝通交流的時代呼聲，賦予這一作品里程碑的意義。這一特點同樣體現在藝術形式上，根據敦煌藝術，尤其是壁畫藝術創作的“三道彎”及“反彈琵琶”的舞蹈造型，以其典雅、蘊藉、渾厚、流暢的中國古典藝術的美學神韻，顯示出不同于其它民族文化的異質性和獨特風格，實現了與他種文化對話交流的互動。這一藝術事實雄辯地證明，民族性是文化的一個很突出的特點，使得人類文化變得豐富多彩而有生命力。
　　地域文化的創新，同時還不能局限于傳統的東西，要有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藝術勇氣，敢于突破和發展。地域文化資源以不同的樣式記載的是業已過去的思想記憶，反映的是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傳統有傳統的負面效應，某些傳統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系統清理傳統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做到這一點并不難，難的是如何超越傳統、實現時代的跨越。因此，在地域文化的創新轉化上，一定要把文化的創新內容與突破民族的傳統習慣結合起來，要將對傳統的超越，建立在不斷適應時代變化和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上來，樹立敢于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理論品格和藝術勇氣。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甘肅藝術舞臺實踐最為顯著的變化是題材和主題的多樣化，這些作品從地域文化資源中吸取營養，剔除了傳統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和非人民性的東西，藝術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長期以來形成的階級的、人事的沖突所導致的僵化的戲劇模式，但這種藝術的突破與社會生活的正常化同步前進。這樣的戲劇藝術產生的轟動效應，實際上是戲劇藝術與非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撞擊的反應，因此，當社會生活越過這道禁域，留下的僅僅是一個時代的符號。在突破禁區的時代，藝術(包括戲劇藝術)充當了藝術之外的角色。政治的、社會的甚至是物質欲望的要求，消解了藝術主體的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改變這種現狀提供了契機，人的紛紜多端的心理狀態及多元化的精神追求，更多的表現為人性的或人與命運之間的矛盾沖突。京劇《夏王悲歌》著眼于地域文化資源，但并沒有停留在再現歷史或片面批判傳統文化的層面，而是將審美眼光投注到異化現實、扭曲人性上，運用藝術規律將人物的矛盾沖突，置于歷史情境的規定性中，大膽地描繪了兩種不同性格、不同價值觀念的交鋒和斗爭，使人們深刻地認識到維護個體生存權利和自由意志的重要性，顯示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使該劇獲得超越歷史、超越時代的藝術魅力。這一藝術事實表明，具有前瞻性的民族文化，具有善于自我清理和不斷超越的活力機制，這樣有利于關注人性及人全面發展的藝術審美主體的形成。作品的時代性品格則更為彰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來源于地域文化資源中最有價值的創新成果，會積淀為民族文化的新內容，使民族文化更加發揚光大、源遠流長。
　　地域文化的轉化創新要以世界性的眼光，站在人類發展的立場吸收并綜合他種文化的先進因素，為民族文化注入活力。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也是世界文化發展的心然趨勢，自古以來，中華文化就和其它文化有著很好的交流，既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也影響了其它很多文化的發展。在我省的地域文化資源中，敦煌文化全面而深刻地體現了各種文化相互影響的精髓。著名文化學者、作家馮驥才，在總結現代文學經驗時認為，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來源于西方人的東方觀，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觀。一個民族很難會站在自己的對面看自己。而更為重要的是魯迅筆下的人物，決不是對西方人東方觀的一種圖解與形象化，而是以此建立反觀自己的批判性視角，進入中國社會的深層，也就是進入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淋漓盡致地抒展他的發現與批判的才能，寫出了一大批影響深遠的時代力作。因此，地域文化的轉化創新必須上升到民族文化創新的高度，必須重視加強對新生文化形態的研究，不了解這些具有時代特點的文化形態，就無法對創新的內容和機制進行準確適當的調整，也就不能在民族文化的本體中注入新鮮血液，也就無法滿足人民群眾具有時代特點的文化需求。在我省舞臺藝術的創作實踐中，但凡產生廣泛影響的作品，諸如《絲路花雨》、《敦煌古樂》、《夏王悲歌》、《大夢敦煌》等，從內容和形式方面，無不吸收了世界文化的先進性元素，從而極大地滿足了人民群眾的審美需求。當然，文化融合不是丟掉民族文化的獨立性，恰恰是維護民族文化的獨立性和鮮亮性。
　　地域文化的創新是一個異常宏偉的工程，舞臺藝術實踐只不過是一種有力的創新方式。只要我們尊重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堅持舞臺藝術創作植根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不斷探索，就一定能夠把地域文化資源中有益的部分發掘出來，融人到民族文化的創新發展中去，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障。